刘跃进:《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序言——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1 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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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并结合曹植其他创作,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断:曹植创作这三篇作品,不像是率意为之,而是有意借鉴当时流行甚广的民间文学创作。因此,这三篇作品就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启示,那就是,曹植的精神世界还有着浓郁的下层文化的成分。曹植创作与他的家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年,江苏连云港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竹简,作品叙写了公鸟和母鸟的对话,用鸟语说的又都近于传统儒家的话语。这使我们想起了汉乐府中的《枯鱼过河赋》《战城南》等,也都是用动物的语言来表达人的感情。而这,正是当时下层文学的一个特点。

   这种创作特色,与曹氏家族的特殊背景有关。曹家“起自幽贱”(《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三世立贱”,所以《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乃至人生追求就与豪门望族有着明显的差异。曹植的生母卞氏也出身寒门,她自己就是“倡家”,也就是专以歌舞美色娱人的卖唱者。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曹植,尽管其幼年、青年时期都得到了乃父的特别呵护,走马斗鸡,过着贵族子孙的放荡生活,但是其骨子眼里依然摆脱不了下层文化的强烈影响。《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略》记载曹植约见当时著名小说家邯郸淳,“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从一个“诵”字看,这里所说的“小说”应当不是案头小说,而是带有一定表演性的作品,可能就是民间作品。曹植怎么会对下层文学这么感兴趣呢?我们知道,曹操有二十五个孩子。曹彰、曹丕、曹植都是卞太后所生。卞太后原本是“倡优”出身,来自社会底层。这样的生活背景对于曹植不可能没有影响。钟嵘《诗品》评价曹植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所谓的“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有俗有雅。雅,自然是上层的特征,而怨,则代表了下层的情绪。《文心雕龙·时序》篇说建安文学“风衰俗怨”,俗与怨相联系,可见两者的关系。如果脱离了曹植的家世背景,脱离了当时整个社会世俗化的风气,我们就很难理解曹植的这些怪异举止。

   我们的文学史在写到建安文学时,总是这样说:建安文学为什么感人呢?一是它描写了时代的离乱,二是它展示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时间并不多,多数是处在一种战乱的状态,那为什么只有建安文学描写战乱就感人?还有,自从有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谁不想建功立业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学事业就是立言的事业,也是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因此,这两个结论远远不能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成就。我觉得,建安文学所以感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心声。也就是说,当时的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文学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事实上,所谓底层,所谓民间,只是一个比喻性说法。事实可能远比这种表述复杂得多。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当时一些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而在当时,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这也许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影响很大,钱玄同与刘半农何必还要扮演双簧戏呢?“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十年之后,老百姓爱读的依然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关注张恨水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占据了当时的大部分图书市场。鲁迅日记多次记载,鲁迅的母亲借阅张恨水小说。可见,即便是文化革命“旗手”的母亲,照例是不读这些精英作品的,她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二十世纪前期的左联文艺,后半期的“底层写作”,都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写照。

   此外,作为一种运动,它总还有相对立的一面。当年和鲁迅作对的那些人,很多人极有学问。被极度讽刺的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中坚力量,也都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今天,他们的资料、他们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发现,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内容,绝不是像过去所描写的那样简单。而所有这些,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基本上都过滤掉了。

   这就需要我们走近历史,真正了解作家的生存环境,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如达尔文发现人类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从事一切活动,首先必须从吃喝住行做起。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出发去探讨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把这些重要思想贯穿到我们的研究实践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 文学史的途径

   文学史的历史属性,决定了文学史研究,首先要走进历史。文献学是走进历史的必由之路。

   (一)文献学的意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学习苏联教育模式,把过去的传统学科分为文、史、哲三科;中文系又分语言和文学两类;文学类里面再分古代、现代、当代;古代里又分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各代;专攻一代者也只能切出文学中的一小块。因此,现在的教学体制,把我们引到狭窄的道路上去,而且越走越窄,一个完整的文学被五马分尸。其实,学术研究只有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没有研究学科的分野。随着研究的展开,需要什么知识,就要补什么知识。现在意识到问题的研究,又强调所谓“通才”教育,或曰“通识”教育。倡导“国学”复兴,希望在几年、十几年,通过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大师,实际上这无异于画饼充饥。因为这种教育理念不过是“拼盘教育”而已,并无新意。

   如何进行通才教育,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大家共同探索,至少应当关注一下传统的理念。其实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管你怎么骂它,这个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就是文学文献学。文献二字上面又加一“学”字,并不表明这是一门学科,不过是进入传统学问领域的一把钥匙,或者一条途径而已。传统学问研究,只有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没有研究学科的不同。随着研究的展开、深入,需要什么知识,就要掌握什么知识。文献学,就是要告诉你如何寻找掌握这些知识的途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他又说,“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

   古典文献如此,现代文献也需要有个“学”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文学研究对象离我们渐行渐远。不仅如此,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比较严重,很多作家很早就消失在研究者视野之外;即使那些重要的作家,也因为种种原因存在着很多错误的理解。新时期以来,很多资料逐渐解禁,史料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编、“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八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六十余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等),很多学者也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史料学的价值。在这个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到樊骏先生的学术贡献。早在1989年他就在《新文学史料》第1、2、4期上连续刊载八万字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认为“就整个历史研究来看,史料工作的进展,明显地落后于理论观念上的更新”,“史料工作的基础和传统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现象和多种形式的空白”。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对此展开论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些成果,主要收录在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是现代文学史料及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就。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现代文学文献的抢救搜集、研究整理,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徐鹏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系统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类型、文献目录、文献校勘、文献考证、文献辑佚、文献注释等六个方面的内容,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生平文献,论及现代作家年谱、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报刊、别集、总集、丛书、类书等,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集大成著作。

   当代文学史料的积累与整理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联合全国30多家单位协作编辑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迄今已出版80多种,计2000多万字。当代文学已经发展了五十多年,远远超过现代文学,而史料建设似乎还远不能适用日益丰富的当代文学发展实际,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而言,至少应当包含四个层面:

   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所谓传统的“小学”。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历代职官及天文历算,这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几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第三是传统经典,主要是以五部经书为中心派生出来的十三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代表性著作如《老子》《庄子》以及文学名著《楚辞》《文选》《红楼梦》等。第四是我们今天划分的专门研究,如文学、历史、哲学之类。

   传统文献学涉及如此多的内容,而且都是很专门的学问,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研习古典文献学的目的,就是应当随时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某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参考数据。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早就说过,读书治学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我想,传统文献学的作用就在这里。

   (三)现代文献学

   当然,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要想超越前人确实较难。不过,新的时代总会提出新的命题,也总会提供新的机遇。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为传统文献学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时代的优势,闯出自己的新路,确实又有很大的可能性。第一是出土文献,如碑刻文献、简帛文献、画像文献等。第二是域外文献,如国外所藏汉籍研究、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第三是电子文献,中国传统典籍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虽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了无比广阔灿烂的学术前景。

  

   五 文学史的建构

   从前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近百年来的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悄然开始了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向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建设进程。

文学不是避风港,也不是空中阁楼,而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一个作家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他的物质环境。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考察,才能确定其特有的价值,才不会流于空泛。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推动了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质生活研究的进展。譬如史书记载,刘宋元嘉十六年建立四学馆,除传统的儒学、史学、文学外,还包括玄学。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成为一时经典。魏晋之际,年轻的王弼重注经书,倡导玄学。元嘉十九年颜延之做国子祭酒,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废掉郑玄群经旧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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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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