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序言——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1 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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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广泛传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他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第一次把通俗文学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当时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章。为此,胡适还编写了《白话文学史》,为其理论主张寻找历史的根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文学创作界,在学术研究界,随着平民文学观念的兴起,唐代以后的文学,特别是戏曲、小说的研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顺理成章地抢占了文学史的相当篇幅。从此,文学史家逐渐走出厚古薄今的束缚,对于先秦至隋代文学不再顶礼膜拜,而是把学术兴趣更多地转移到唐代以后的文学史的研究上来。随后,陈独秀在该刊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确立了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新的文学观。随着平民文学意识的强化,白话小说《红楼梦》也可以成为专门学问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科学”精神的实质则是强调实事求是,不依附政治,不迷信权威,寻求学术的独立发展,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意识。1915年1月,现代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在上海创刊,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开始在中国登陆。而它的启蒙意义当然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视“科学”为一种思想方法。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中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胡适将这种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在这种科学观念的影响下,“五四”以后的学术研究注意吸收近现代各种理论主张,包括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西方文艺理论等,极大地拓宽了学术界的视野。胡适打破了《诗经》的经典神话,充分认识到了《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顾颉刚则以破为主,力图恢复《诗经》的本来面貌;闻一多的研究则走得更远,在继承传统考据学方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广泛吸收西方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多种知识解读《诗经》,他的很多见解,就是今天来看,也非常新颖。此外,朱光潜《诗论》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探求中国古典诗歌的深邃意境;朱东润《诗心论发凡》运用创作心理的理论解析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内涵;朱自清《诗言志辨》《赋比兴说》则站在现代立场重新阐释这些传统的命题。这些重大变化表明,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影响下,中国文学界已经逐渐走出传统,积极迎合现代西方文明,创新求变的意识日益强烈。

   第三阶段,“净化”的文学史观。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人,学术界开始认真地探讨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问题。于是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观念和广义文学观念的争论。从四部到集部,由“杂”到“纯”。再过滤,就形成了现在文学史基本框架,主要包括诗词、戏曲、小说、散文四大类。更极端一点,连散文都不算。刘大白《中国文学史》干脆就认为:“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 持这样观念的人很多,因此,先秦两汉文学只有《诗经》《楚辞》和汉乐府才能进入这类文学史家视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给予肯定。但是,吸取域外之长的同时,还不能脱离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毕竟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机械地照般国外的文学理论牵强地套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有削足适履之弊端。最严重的失误,是把大量的秦汉文章排除在外。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两章,论及作家有五十余家,比照刘勰《文心雕龙》,许多人物已经被排除在文学史苑囿之外。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六章,论及作家更为严格,仅三十余家。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七章,论及作家与上书大同小异。上述三部文学史,主要以史传、辞赋、狭义散文、小说为主要论述对象。对于一些擅长于碑诔奏议的文章大家,涉及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是纯粹的文学家。结果,我们的秦汉文学史,仅仅剩下了若干诗歌、辞赋、古小说以及所谓美文。而绝大多数当时影响甚广的文章则忽略不计。很多作者消失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

   第四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马列主义逐渐占据了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以我们供职的文学研究所为例,1953年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了治所的根本方针任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翌年,《文学遗产》创刊,在发刊词写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学遗产,由于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的不断地创造和努力,也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从《诗经》《楚辞》起,一直到“五四”时代新文学奠定者鲁迅先生的作品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杰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学种类中都有独特的成就。但是,这些文学的宝藏,不仅在封建社会里面,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就是到了‘五四’以后,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还未能获得充分的科学的阐明。因此,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于新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认真进行。”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观念”,外延和内涵都很明确,就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观,注重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捕获最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从中探寻文学发展的过程和演变的规律。到后来,这种思想方法逐渐简化,演变成为中国文学界广泛运用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政治标准永远是第一位的。评价古今中外一切作家和作品,首先都要强调文学要有人民性、要有阶级性,还要有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再谈所谓的艺术性。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当然会有其指导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方法,哪怕是很有价值的思想方法,一旦固化,甚至独尊,就会制约思想,走向反面。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庸俗社会学曾一度泛滥,有些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去甚远,留下许多教训。

   第五阶段,多元的文学史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单一僵化的研究方法,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宏观研究大讨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从那以后,学术界基本上摈弃了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过去的纯文学开始往文化的途径扩展,比如用宗教的、哲学的、人类学的,甚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史,出现了各种方法论,老三论、新三论,此起彼伏;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不绝于耳。从思想方法上说,这种新潮反映了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对于过去僵化的研究方式的不满,希望借用某种更加先进的思想来解决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实还在重复着过去的路径,只不过变幻了若干名词,尝试着某种新的方法而已。新世纪十年,学术界更强烈地呼吁创造中国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评价体系,回归经典,回归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一时风气。

  

   三 文学史的属性

   文学史研究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既是文学研究,又是历史研究,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因此文学史研究具有特殊性。

   (一)文学史的文学属性

   作为文学属性的文学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艺术感受,二是文献积累,三是理论素养。

   喜欢文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怀抱有文学梦想。文学创作需要才能,文学欣赏同样需要才能。很多年轻人容易被各类艺术所感动,感觉很有艺术细胞。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有的人却不行,能否把感觉的东西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关键。这说明,仅有感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素养。

   我们常常感叹自己读书不够。问题是,埋头苦读就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很多情况下,只是记住了一些地名和人名,或了解一个大概,仅此而已。退一步讲,即便把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又能怎样?如果不思考,很可能就成为两脚书橱。现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很多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完全用不着死记硬背,用来炫耀,更觉可笑。显然,研究文学,仅有艺术感受和文献积累远远不够。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即研究文学史,总要有某种理念来指导,这理念,其实就是基本理论素养。我们常常幻想有一种立竿见影、拿来即可为我所用的现成理论。但是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理论。当下很多所谓理论,多是中看不中用的空头支票,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研究过程中的实质问题。

   回顾20世纪学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贡献最大的,或者说,推动一个时代学术潮流变化的那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往往从旧的学术营垒中冲杀出来,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在新旧之间,在中西之间,寻找到自己的立脚点。

   (二)文学史的历史属性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有多复杂,文学内容就有多丰富。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的产物,已有一定的过滤,含有独特的判断取舍。到目前为止的文学史,更多地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文学创作情况。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什么是阶层?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态。其实,这已经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这些角色和地位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宏观上,对整个社会影响极大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十一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文学也必然有所反映。研究文学史,不能不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理想的文学史,也应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譬如从东汉开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就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变革:儒学的衰微,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我撰有《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对此有所阐述。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我撰有《道教在江南的流传与诗歌隐语的兴起》对此有所阐释。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正是这三种文化的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东汉的文化风貌。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东汉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的特点。譬如“鸿都门学”中就有很多“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后汉书·蔡邕传》语)。这个时期有许多类似的通俗作品,譬如新近出土的《神乌赋》、田章简牍、韩朋故事以及蔡邕《短人赋》等。曹植,如《鹞雀赋》《骷髅赋》《令禽恶鸟论》等,也多有下层文化的特点。《鹞雀赋》则通过鹞和雀的对话,表现了当时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令禽恶鸟论》则论述伯劳之鸣与人的灾难没有必然联系且为伯劳鸣冤叫屈。这三篇作品在曹植的全部创作中显得很另类,而他们之间却有着共同的特色:第一,都通过鸟的形象来比喻社会现象,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第二,文字古朴,运用了很多当时的口语俗字。此外,《赠白马王彪》“鸱鸮鸣衡轭,豺狼当路衢”,就本于《诗·豳风·鸱鸮》;而《野田黄雀行》描写黄鸟无辜被捕杀,又与汉乐府《乌生》《枯鱼过河泣》等有着相近的艺术构思。如果联系汉代乐府诗及《神乌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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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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