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序言——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20-08-21 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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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论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孔子和孟子和三部经书为中心。

   关于孔子,作者认为孔子有四个贡献:一是从前人手里和政府档案中获得了写作的技能,加以完善并传授给民众,“在他之前,未曾有过一个关注民众教育的民间学派”。二是“他还是学会了汉语及其方言中所有汉字的书写方法”。三是整理《诗经》,包括婚歌、情歌、戏谑嘲讽之歌、阿那克里翁之歌、谋取生计之歌等,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展开讨论。四是整理《春秋》,认为该书“似乎是写在2英尺的简上,每支简上8个字,有人认为数千字,有人统计为18000字,另有人认为其中缺少1400字。关于此书的出现时间同样说法不一。孔子似乎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春秋》的写作(平均每昼夜写60余字)”。经过孔子整理的《春秋》《诗经》主导了中国早期的思想史。这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基本要素,许多民族至今也没有,自然无法以之施教。在这方面,中国人丝毫不逊色于另外两个古老民族犹太人和希腊人。西方的近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两个民族。

   关于孟子,作者认为《孟子》是一部问世时间可能更晚的作品。这部书已经在引用《论语》《诗经》乃至据说后来才增补进伏生篇目的《泰誓》。《孟子》的语言不仅比《书经》和《论语》更加易懂,而且也比《礼记》的篇章浅显,因此几乎可以不借助注释来阅读。作者认为赵歧在注疏过程中将自己的许多思想加入到《孟子》之中,而且为了使增加的内容得以流传,他还将此书字数确定为34685个字。现在《孟子》中有35226字,由此可见此书经过了多次的增删补缀。

   关于《孝经》,作者认为这是一部论述儒家的家庭伦理方面的著作。《礼记》论宗教与政治,《书经》是执政意愿的表达。这三部书是汉代或汉前不久出现的一部文集或汇编。

   第七章论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主要讨论《周易》,认为这部著作的注释和增补之作,可能是出自道家之手,或者是由儒家之外的人士写成的。这些人士通过儒家掌握了写字作文的能力。

   第八章论道家,将《墨子》《晏子春秋》《庄子》《淮南子》列为讨论对象。第九章论佛教,认为中国人是通过佛教才知道可以用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东汉后期知道声部,唐宋以后知道韵部(守温)三十六韵。

   第十章论中国人的科学发展,重点介绍先秦《禹贡》、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代《大清一统志》《畿辅义仓图》《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等书。还论及到中国史学传统,包括“三通”、《资治通鉴纲目》等。

   第十一章论中国人的律学,认为中国第一部法律经典是《管子》。此外,重点介绍《韩非子》《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至于奏议汇编,重点介绍了《古文渊鉴》和《历代名臣奏议》等。

   第十二章论语言学、评论、古董。语言学著作有《尔雅》《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评论类著作有《白虎通义》《风俗通》《人物志》《古今注》《学林》。古董类著作有《博古图》《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还介绍了农书、兵书、花卉类著作等。

   第十三、四章才是现代文学史论述较多的内容,作者称为雅文学、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还介绍应举考试诗文,涉及《文选》《渊鉴类函》,以及辞赋。

   1901年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出版《中国文学史》与此相类似,秉持广义的文学史观。一百年之后,西方的文学史著作,依然延续着固有的传统。比较有特点的著作是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分为上下卷,凡七编,总计五十五章。上卷四编四十章:一基础,二诗歌,三散文,四小说。下卷三编十五章:五戏剧,六注疏、批评和解释,七民间及周边文学。

   第一编为“基础”,按照问题来写。介绍语言文字时,实际上是一部文字学及其研究的简史。涉及神话时,按照主题如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创生者概念、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神话、灾难神话、创立神话等,并介绍研究情况。此外,还介绍了诸子百家、十三经。在第六编专辟《经学》一章,主要介绍历代有关经学的研究情况。强调的是“学”。与第四章十三经重点介绍“经”不同。随后专门论及《诗经》。论及超自然文学,主要是以《楚辞》、志怪、传奇、变文、唐诗、戏曲、白话小说、《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幽默中论及笑话集、诸子中的寓言故事以及正史野史、戏剧、小说中的幽默内容。谚语、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是独特的介绍,为中国文学史所忽略。

   第二编至第五编实际是分体文学史,分别论述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的发展历程,比较简略。

   诗歌部分专辟诗与画,在纵向论述中切出横向论题,论及杜甫、李白、王维等人、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文章诗画创作,这是独到之处。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地方,作者论及诗歌,包括骚、赋、骈文和相关体裁。这类文体,我们通常认为是文,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包括这些文体。但是在第二十八章说明性散文中,作者认为《文选》中所含二十五种文体,都属于这种说明性散文,当然包括了骈文,作者又简述了骈文的是非曲直,与前面的论点有所冲突。此外,诗歌类没有论及乐府,而是在第七编《民间及周边文学》开头论及,显然,作者是把乐府视为民间文学。

   散文部分,把志怪与传纪、游记、笔记视为散文一体。我们通常把志怪视为小说。论及志怪时,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写起,论及汉代及六朝的志怪、道教作品。这部分内容,还专辟笔记一节,很有特点。

   小说从唐传奇说起,符合鲁迅所说,唐人有意为小说。戏曲文学主要介绍传统的经典作品。

   比较有新意的是第七编,论及民间及周边文学,主要是专题研究。如敦煌文学,是主编的强项,不同文体,多有涉及。又如地域文学,与传统的研究不同,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地区的民间流传的文学文本,如冯梦龙笔下的长江三角洲的社会、上海近郊嘉定发现的明代成化说唱刊本、江南弹词、广东木鱼书、北方鼓词和满族子弟书等。作者强调口头程式表演与讲唱叙事文学不同,认为口头程式表演指的是表演者主要从口头传承中学习的各种口头文学。其特征是对模式化材料的操作以及高度的程式主义,如说书、萨满戏、关帝故事、傩戏。而讲唱叙事文学是在写作中创作出来的,但是它模仿或发源自某种特定表演文学。有些讲唱叙事作品高度程式化,似乎是口头传统的产物,不顾它们的文本是为了阅读而非表演。另外一些讲唱叙事作品如鼓子词的创作,是为了在宫廷上进行表演,它们通常由著名作家写成,从古典传统中借鉴了许多元素之后形成了面向精英观众的一种混血文类。最后三章则重点介绍了中国文学对周边,主要是朝鲜、日本、越南的影响。作者用“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命名。这些内容,都是学术界近年投入精力较多的领域,该书充分吸收了最新的成果。

   《剑桥中国文学史》论早期中国文学,也是从“汉语及其书写系统”说起,分析汉字的特点,一是以象形文字为主;二是形式上的不确定性,可以书写外国文字,或音译,或意译;三是单音节构造。这是考虑西方读者对于汉字不很了解,都得从此开端。此外,还介绍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与王西里的著作一样,介绍早期文学史,也从五经开始,注意到口头传说与文字书写的复杂关系,也注意到最新的出土文献。比较出彩的部分是以《汉书·艺文志》为中心推测“战国文本谱系的汉代建构”。

   作者预想:第一,不是机械地按照文体分类,而是以文学文化史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学史。第二,不是机械地按照朝代分段,如将东汉至初唐视为“世上最宏伟的翻译工程”,即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化的阶段,作者用两章的篇幅叙述这个历史进程。文化唐朝,即从公元650年武则天即位开始,到晚唐五代,乃至宋初五十年间。第三不是机械地按照后人的文学评判,而是特别注重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如论《诗经》,注意其早期的阐释系统。

   实际情况并不如意。第一,虽然没有按照文体分类,但依然有宫体诗、题画诗、八股文、说唱文学等。第一章中“早期帝国的诗歌”“西汉的历史叙事与杂史叙事”“秦与西汉的政治、哲学论著”,就涵盖了诗歌、史传文学、诸子论著三类。最后一节“经典的地位”主要讨论西汉学术问题。第二,虽然注重整体思考,但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若干作家的名字,如班氏家族、崔氏家族、桓谭、王充、张衡、马融、蔡邕、建安七子、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刘琨、卢谌、陶渊明及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等,而唐朝就只有朝代而没有标列任何一位诗人的名字。李白、杜甫两位伟大的诗人,没有专章专节介绍。而明清部分,讲唱文学反而占据很多篇幅。可见,作者的设想并没有贯彻始终。第三,唐代文学虽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是也没有严格按照分期。

   (四)中国本土文学史

   20世纪初叶,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在编写体例上往往处于模仿阶段,或模仿域外,或模仿古代。譬如林传甲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已经编著了十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日本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而在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于是“将仿日本久保天随、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又参照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价综合而成。就体例上说,主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记事本末体,以文体为主,所收范围较为庞杂,有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理学、词章等,甚至金石碑帖也多有论列。与其说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学术史,或曰中国著述学史。通观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种情形并非偶然,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第一阶段的情形。

   第二阶段,进化的文学史观。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并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梁章钜(1775-1849)《浪迹丛谈》中有一则“外夷月日”笔记,以猎奇的口吻论及英语对十二个月的表述,并用汉语记录了英语的发音。梁章鉅当然不会想到,就在他辞世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英语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就大踏步地挺进中国,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三十多年后的 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成为时代性的标志,将大自然中不同物种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引进到社会生活领域,强烈地震撼了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准则。王国维1904年撰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指出:“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无时不在,激起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意识。在当时的思想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思想、尼采的悲剧哲学以及俄国革命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先后登陆中国,此消彼长。而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积弱积贫的现实,促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进化论学说的意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9年便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胡适、梁启超、陈寅恪、鲁迅等一代文化名人,从根本上说是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结合中国学术实际,主张个性的发挥,对于历史上似乎已无异议的各类主张,加以重新的审视,并结合中国的学术实际,开创了一代风气。

“民主”精神的实质是强调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活力。1904年,王国维出版《红楼梦评论》最早引进了德国思想家尼采的学说。随后,他又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戏曲史,推翻了传统的观念,充分肯定了宋元戏曲的价值。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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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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