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青: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实现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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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青  
农业发展速度不加快,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就上不去,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不了。城市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工人长期以来工资很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城市就业问题严重,城市建设和职工住房医疗等方面欠账较多。

   (2)改革开放对平均主义同步富裕观念的超越

   平均主义的弊病之一在于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动力。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解决生产者的动力问题,必须要克服平均主义。1978年4月10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研究在国营企业中试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在讲话中说,“一定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克服那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都一样的现象。”同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听取李力安等人汇报时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9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林乎加等人的汇报时发表谈话指出,过去存在的弊端包括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等,导致了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无法提高。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他进一步指出,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政府应该掌握调剂的手段和能力。指出过去存在的弊端,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在黄山接见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时从全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指出:“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反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对原来追求同步富裕而实际上导致共同贫穷的思路的重大调整和改变,这大大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创造活力。

   实践证明,实行同步富裕实际上就是实行共同贫穷,不符合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生产条件存在很大差别,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劳动者个体差异也很大,思想认识、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情况各不相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实行“同步富裕”,只能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反对平均主义,大力提倡按劳分配并鼓励创造创新,让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出来。这会极大地调动人们干事创业、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中国经济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实现的超越

   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通过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审视,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从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战争不可避免并且很快就会爆发的结论。在这个判断下,中央领导人通过亲自出访和派代表团出访等途径,获得了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如邓小平出访了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等。1978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出国考察经济,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一路为段云率领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派出的赴港澳经济考察组;一路为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还有一路是谷牧担任团长赴西欧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的考察团。配合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在对外经贸方面大力开拓,实现了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吸引外资,制定相关经贸领域的涉外法律法规

   中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之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和技术的欠缺。而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正有大量资金在寻找出路。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引进外资,国内必须有对外资进行保障的法律制度,因为中国和国际社会还存在隔阂,当时国际上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一定的质疑,认为中国法制不健全,对外国投资缺乏必要的法制保障。为了打消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体现中国政府吸引外资的诚意和态度,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增强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是不断开拓利用外资局面形成的奠基石。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1979年“签订中小型补偿贸易项目140多项、来料加工装配项目2000多项,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风险合同,付诸了实施。在当年吸收外资的实践中,还出现了中外合作这种契约式经营企业的方式。”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说到:“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法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都准备给我们一些贷款,有的已有着落,今后还可能增加。应该抓紧同他们谈判。怎样使用?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引进和利用外资,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一些重点项目的建设还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后劲,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外资引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

   (二)设立经济特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深入人心。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从更快发展经济的目标出发,提出了设立特区的思想。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美国等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中国没有进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但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调研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如1973年周恩来在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中讲到:“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周恩来还认为,台湾能做到的,大陆同样可以做到,并且可以做得更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对港澳贸易等问题给予了特别重视。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在住地同谷牧听取彭德清、袁庚关于香港招商局建立广东宝安工业区问题的汇报。他在谈话中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有利条件(资金、技术)和国内的有利条件(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把香港外汇和国内外汇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建工业区,可以给你们一块地,给个半岛,要赚取外汇,要向国家纳税。交通部要同香港结合起来,搞好国内外的结合,把生意做大一些,可以创造外汇,要把远洋船队管理好,要为外贸服务。”谈话结束后,当即在1月6日交通部和广东省送来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同年4月5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谈了广东开放、搞活设想,最主要谈到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邓小平当时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针对当时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谷牧副总理率工作组赴广东、福建两地展开调研考察。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备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尽快把经济搞上去。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正式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此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无论是吸引外资、制定涉外经贸法律,还是设立经济特区,都是党和政府基于新的形势和任务做出的战略性判断和决策,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超越。

  

   三、中国经济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实现的超越

   (一)改革开放前对主要矛盾问题认识的曲折变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事物的发展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了主要任务。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这种改造。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反映了这种变化。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正确反映了国情。但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党和政府在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上有反复。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通过的主要矛盾是持保留态度的。1957年他指出:八大决议提出的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看则不适当。由于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

   反右派斗争对党的领导人关于主要矛盾认识的影响是很大的。1957年10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讲话指出:“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他不但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把国内问题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再次强调了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然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判断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5](p344)这不但延长了过渡时期,还把主要矛盾绝对化了。

   受“左”的思想影响,国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走越远。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将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据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革中更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二)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判断

只有对主要矛盾认识的清醒,才会有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才能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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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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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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