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骏 谷向阳:国际法中“权威学说”功能的流变与当下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 次 更新时间:2020-08-19 00: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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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骏   谷向阳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新型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蕴含着中国在21世纪对国际法社会基础的新认识,是对既有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法的固化和支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先进的理念,又能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能够更好地探索来自中国的国际法“权威学说”的形成路径。

   推动来自中国“权威学说”的形成需要考证既有“权威学说”的形成轨迹。国际法院法官在国际法院裁决中引用“权威学说”常常根据学说的质量、学者的专业性、学者的官方身份和不同学者的共识四要素进行考虑。这四个要素包括学说和学者两个方面,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法“权威学说”的形成路径提供重要参照。

   从学说的角度来看,要注重国际法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清晰地树立国际法学说的中国立场,努力提高中国国际法学者提出的学说在全球国际法学界的辨识度。“权威学说”的形成中,起基础作用的还是学说本身的质量,意味着其作为一种国际法理论对于国际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重大前沿问题有着妥善的解决方案。当下,国际法部分领域进入规则重构时期。并且,深海、外空、极地、互联网等新疆域中国际法规则的制定面临着新的机遇,这都为产生来自中国的“权威学说”提供了可能。推动形成来自中国的“权威学说”需要在具体理论的辨识度和原创性、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方面着力。

   从学者的角度来看,要拓展中国国际法学者对外交流的渠道和空间,提升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全球国际法学界的影响力。“权威学说”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不同国际法学者对其的一致认同。这种认同不仅需要来自中国的国际法学说自身具有理论上的重要价值,还需要通过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推动其广泛传播,进而在全球国际法学界得到了解、认可乃至“权威学说”层次的赞同。有必要进一步拓展中国国际法学者对外交流的渠道和空间,提升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全球国际法学界的影响力。

   4.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国际法“权威学说”的发展方向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国际法体系的进程中,国际法“权威学说”能够成为二者互动的媒介:一方面,国际法“权威学说”能够从理论上精密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先进的理念,在融入国际法体系的过程中又能够培育出源自中国的国际法“权威学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将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与中国的国际法实践相结合,可推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形成国际法上的“权威学说”。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我国学者在国际法基本理论领域提出“权威学说”带来了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着国际法从国家本位向国际社会本位的方向发展,将会对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转变关涉国际法基础理论方面层面的变革,是培育国际法“权威学说”的基础。传统国际法存在着的消极和平的基本价值具有一定局限,在解决当前诸如南海安全问题等重大现实问题时,有必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进一步发展国际法的积极和平的基本价值。并且,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国际法治领域中国方案的意蕴,对于国际法治的文化层面的取向具有革新价值。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我国对于以往的国际合作中存在的大国霸权和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进行了扬弃,正在探索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鲜明特色的国际经济合作新形式,这有必要、也有可能培育出以中国实践为基石的国际法治的“权威学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国际法之中有必要借助“权威学说”,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其科学内涵。当前,国际关系的变迁要求国际法理论必须进行创新来反映时代的需求,这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提炼新的国际法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自提出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既有期待,也存在误解。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从理论层面澄清和消除误解为国际法学说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形成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权威学说”既可以回应理论中不客观的误解,又能够产生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来自中国的“权威学说”与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应当相辅相成,既有助于为我国的国际法实践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撑,又有利于推动我国“权威学说”在国际层面的传播。

   第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不仅具体国际法部门中存在着发展“权威学说”的空间,在国际争端解决中我国既有的主张也得到了进一步向“权威学说”发展的机遇。在海洋法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融入意味着对于旧的海洋自由体系的革新。这既涉及海洋法体系的重点部门,更应关注具体问题的应对。例如,在当前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分配问题上,在传统公海自由原则下,国家间因技术实力差异而在海洋自然资源的分配上无法实现真正的正义,且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存在忽视。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因偏于理想化也致使其在现实中遭受制度化困境。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法学者可以努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提出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域遗传资源分配的学说理论。再如,随着气候变化而致冰层融化,在北极的航道和资源开发方面,都可能面临新的机遇,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其中。在进一步参与北极事务的治理中,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将我国“北极利益攸关国”的身份特征进行坚实的理论阐述并充分结合实践,推进形成相应的“权威学说”。又如,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单方强行提出的司法解决有时并不能实现争端的有效解决,反而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支撑下,我国提出的“和平搁置争端”的主张应当作为和平解决争端框架下的国际争端解决新模式,可以从国际法的视角进一步上升为探索国际争端处理新模式的“权威学说”。

  

   五、结语

   国际法“权威学说”作用的变迁反映着国际法自身的发展。在国际法不同的发展阶段,“权威学说”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上,国际法“权威学说”大多来自西方国际法学者,来自中国学者的国际法“权威学说”比较少。当前,国际法“权威学说”的形成方式呈现出新变化、新特征。此种新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形成来自中国的国际法“权威学说”面临重要机遇。推动产生来自中国的国际法“权威学说”不仅是中国国际法学者对于国际法理论发展的贡献,也是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国际法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应当充分重视“权威学说”的客观作用,推动来自中国的国际法“权威学说”的形成。(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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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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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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