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人道主义政治与文化同化的冲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 次 更新时间:2020-08-18 22: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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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黑人的命运几乎总要与白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两个种族互有联系,却不混为一体。它们既不能完全分开,又不能完全结合。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在人道家使得民族堕落的时候,就是祸害聚集的时候。人道家不是进步的人,而是阻碍进步消灭自主的人。


——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


   深入考察美国的种族矛盾和平权运动之内在脉络,可以看出多数美国人的民意与少数种族的意志冲突以及与精英阶层助推之间的社会撕裂。

  

   从政治心理学和文化分析的观点来看,“黑命贵运动”危机背后反映出人道主义政治观念与美国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冲突。如果仅仅局限在左右派和两党之权力斗争来观察,则无法理清大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内在逻辑。

  

一、怜悯心理、普世价值与“美国信条”的冲突

  

   何为“人道主义政治”?

  

   政治方式假如出于怜悯情感而放弃现实理性、尤其是不遵循功利主义价值观而服从关爱/伤害的道德基础去处理社会问题,就是人道主义政治。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年对叙利亚难民无上限接受入境,就是典型的人道主义政治政策。

  

   功利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能够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为。”[1]

  

   默克尔对难民很人道,但她对德国人的共同利益就是一个损害。

  

   勒庞说:

  

   “命运中结果最可怕的,是情感的命运。这是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法国的大危害之一的原因。社会的基础渐渐被它侵蚀。……基于人道家的力量,杀人犯增加了两倍。在人道家使得民族堕落的时候,就是祸害聚集的时候。人道家不是进步的人,而是阻碍进步消灭自主的人。”[2]

  

   自从1965年平权法案确立之后,美国黑人族群整体一度发展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随着肯尼迪-约翰逊的民主党政府采取高度福利主义关怀政策,黑人族群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福利包袱。

  

   随着种族一体化趋势的发展,黑人在心理上确定了群体身份,他们要求的性质便开始改变。平权运动的胜利无法满足黑人族群的要求,即机会的平等不足以让他们受损害的心满意,他们从要求机会均等转而要求利益均等。

  

   黑人族群明确了整个种族争取承认的民族使命后,将认同诉求从争取地位平等演变为“获取历史补偿和逆反报复的情结”,在白左推动的对白人文化的原罪忏悔运动中,黑人越来越过分地要求获得超越平权的福利优先照顾政策。

  

   民权法刚一通过,黑人领袖贝阿德拉斯廷等就不再要求美国公民共有的权利,而是要求联邦政府给黑人提供特殊的物质福利,以便“实现与白人的(经济)平等”。于是在6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和大法官就违背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给黑人种种额外的照顾,此即著名的照顾黑人的“赞助性歧视”。

  

   丹尼尔·贝尔深刻地指出:

  

   上个世纪中叶美国最高法院给与黑人民权革命的判决,结果造成了平等的观念一跃而成为判断社会变革的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另外两个社会学的后果是:一是最高法院给与了黑人的要求以合法地位;二是辨别是非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黑人手中。黑人不再担负提供法律依据的重担,而白人却要担负起这个重担了。

  

   最高法院承认了历史上对黑人的不公正的待遇,使得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都难以反对黑人的要求。

  

   在一个国家公开承认了道德上的过失后,在对那些曾经受过害的人们说“不”字是困难的。[3]

  

   于是一种人道主义政治势力慢慢地站在黑人的背后,出于怜悯同情的政治情感和普世价值观念,主张无条件地补偿黑人的“歧视债”。

  

   在1971年“格里格斯诉杜克动力公司”一案,最高法院无视该项法令的明确规定,虽然承认该公司“无意对黑人雇员予以歧视”,却仍然宣判该公司关于雇员必须有高中毕业文凭或通过标准的文化水平考试的规定为非法,这一法例产生了深远的重要影响。

  

   赫尔曼·贝尔兹指出:

  

   它“使公民权利政策变成了一种群体权利和结果平等的理论”,在就业方面照顾少数族裔,法院判例制造出了“一种完全违反民权法的要求和意图的歧视理论。”(《平等变了形》)

  

   从此开启了“保证少数种族的代表能够当选”,“少数种族的学生保证照顾性进入大学”,甚至要求按照种族重新划分社区之趋势。

  

   这种“赞助性行动”来自于美国政界、商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人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白左精英),他们抛弃了“美国信条”中不承认种族差别的原则,而支持少数族裔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尤其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企业,每次产生重大争论时,上述精英派人士都公开表示支持赞助性政策:让少数种族享有优先于白人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销售,避免打官司,避免因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抵制而惹上坏名声。

  

   而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60年代进行一场“消除贫困的战争”,出台了给予单亲母亲家庭优惠的福利政策,并采取其他措施改善少数种族和妇女的家庭状况、教育、住房和职业培训。黑人族群为此受益最巨,而间接助长了黑人家庭依靠福利生活的趋势。

  

   这一政策对黑人族群间接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黑人男人加速了遗弃子女的趋势,他们与多个女人生下一大堆子女,但放弃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黑人家庭从过去只有低于30%的单亲家庭,发展到今天超过80%。

  

   从70年代直至如今数以十计的民意调查,每一次的全美或各州的民意调查,都以多数票数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在就业、提升、高校招生和选举权名额方面给少数种族优先照顾,认为已经出现了“逆向的种族歧视”。在这些民意调查中,反对优先照顾政策的美国人超过70%以上。

  

   但精英阶层始终坚持“优先照顾”政策的必要性。一旦最高法院以“美国信条”来反对优先照顾少数种族的政策,指出“可能会引起种族优劣感和种族之间的敌对”,批驳那种现在的优先照顾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歧视的论点,扭来扭去只会导致人人平等原则的消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就会赶紧立法来限制法院判决的影响。

  

   这种“逆向歧视运动”的理由,正如赫尔曼·贝尔兹指出:

  

   这些人认为群体权利、种族比例和结果平等应成为组织原则,成为民权政策的基础。它们被奉为新的公共哲学,最终否认公益的存在。

  

   这种以群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以具有种族意识的法律代替不问种族差异的法律的做法,从未得到美国人民认可。[4]

  

   为了不陷入“种族歧视”的政治陷阱,宁愿以赎买政策来解决这个美国社会的“无解困局”,似乎“优先照顾”的政策才可以纾解黑人400年来的仇恨。如果没有优先照顾,就是种族歧视。

  

   从白左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看,他们将赎罪心理和高尚道德之无限宽容理性完美地融合起来。这种宽容即对黑人的低端野蛮文化和犯罪文化也加以宽容,这正是他们显示精神上的优越感的表现,换言之,他们的宽容是另一种种族歧视:因为断定黑人族群是不可能变得更文明的。这叫做“赞助性歧视”。[5]

  

   亨廷顿认为:

  

   民主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的问题指向,从个体自主诉求转向了个体解放诉求。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人,会倾向于将自由作为一种对内的批判性力量,进而对共产主义产生亲近感。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派普遍左转,并导致美国内乱不止,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

  

   传统美国信条中的自由个人主义是强大的自主精神,“个体自主诉求”即自我负责的态度,而“个体解放诉求”即自己不去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而要求国家和社会用优先照顾政策来解放他们的困苦,给予自己更多的权利和优待。

  

   另一个问题同样严重:

  

   既然黑人在福利和社会待遇方面获得了“赞助性照顾”政策倾斜,这就陷入了“仁慈即残酷”的恶性怪圈,越特殊照顾某个群体,他们就越懒惰和无能,越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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