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玉成 马天航:中国政治学40年:议题设置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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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   马天航  
(22)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正式出版,围绕政治学基本范畴、概念、理论、制度和历史形成了集成性研究成果。“这部书集合了全国老中青三代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词条,共约160万字。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23)

   (五)参与国际学会活动,加强政治学的国际交流。(24)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研究员应邀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在东京召开的圆桌会议。这是新恢复建立的中国政治学会首次派学者出席国际政治学会的活动。1982年4月,国际政治学会主席门德斯·坎迪多和执委会成员阿尔道夫·比比奇来访,这是国际政治学会的主席首次来华访问。1984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为国际政治学会的集体成员。1985年7月15日至20日,由赵宝煦教授带队,中国政治学者一行十人,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治学会首次作为国际政治学会的正式成员参加世界大会。赵宝煦、薛谋洪当选为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代表团团长赵宝煦还当选为国际政治学会本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本届大会上,中国学者同外国学者共同举行了一次题为“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建设中的变化”的专题报告会,会上,李道揆、尤春梅等宣读了论文。1988年8月在华盛顿召开第十四届国际政治学世界大会,中国代表胡奇安教授接替赵宝煦教授任该会执行局委员,并当选为副主席。(25)1991年6月因抗议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治学会宣布退出国际政治学会。此外,一些学校和研究机构也与境外学术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关系。例如,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先后与美国密执安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香港大学等学校建立了系级学术交流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政治学系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许多名校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和人员交流关系。

   2002年12月,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20周年研讨会”上,时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的汝信总结了中国政治学20年发展取得的可喜成绩,认为中国政治学从白手起家到学科体系健全、人才队伍坚实、科研成果丰富,“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邓小平同志交代的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任务”。(26)然而,我们刚刚完成了20世纪的课业,21世纪的挑战已迎面而来,“补课”仍旧在路上。大量海外留学生归国任教,本土意识与全球视角的碰撞必将产生长期的影响。伴随海外学人而来的是方法论的革命,数理逻辑和量化分析已然对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27)

  

   二、改革浪潮中的政治学议题

   恢复与重建政治学,是邓小平同志基于改革开放的战略提出的重大举措,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来看,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对政治学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的现实课题。因此,我们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学议题方面,既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对政治学提出的重大课题,也可以看到政治学研究是如何积极作用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政治发展的。

   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一系列制度建构和政策调整都需要政治学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支撑。因此,在这个时期,政治学的改革议题尤为集中。在这里,我们以1985年到1989年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为主体,结合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国外政治学》《国外社会科学》和《政治与法律》等期刊登载的政治学类的文章,归纳了若干重大的研究议题(28),从中窥见政治学议题如何反映改革开放之大潮。

   第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补课”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明确学科的范畴和体系,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研讨政治的含义和本质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思“文革”。“文革”时期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泛化,另一方面政治概念的理解狭隘化”。(29)对于政治的极端主张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他领域无法制衡政治权力的扩张,而对于政治的多元理解也无法抵抗“阶级斗争”的垄断地位。伴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尤其是对于政治学知识基础的确立,中国政治学界对于政治的认识也从阶级斗争转向系统分析,从计划生产转向社会价值的分配等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对有关政治学的对象、范围、方法、体系等进行了多次讨论。(30)一则突破阶级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支配地位,丰富对于政治现实和政治学的理解。二则为了规范学科体系的建设,细化二级学科的设置,加强同国际学界的对话。正如胡乔木同志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提到:“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31)阶级固然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国家、族群、政党、领袖、军队、利益集团等对象同样重要,而人类的冲突与合作、组织和制度的兴衰更是历久弥新的主题。一些交叉学科(32),诸如政治地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物政治学,随之引入,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政治学人的视野。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尤其是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破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讨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一般理论,包括前提、条件、动力、运行机制(33)和阶级属性。二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关系。(34)推进民主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法制则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手段。(35)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服务的,不能只追求形式而忽略内容(36),而是要注意社会主义民主自身发展过程中手段和目的的统一。(37)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深入理解和践行民主集中制是维护党内民主的基本要求,需要平衡好“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避免“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的错误举动。(38)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搞得好,社会主义民主就发展得快一些;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损害,社会主义民主必然受挫。(39)法制的恢复重在文本的修订和制定,包括1982年宪法的修订,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通过以及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制定,旨在约束政治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行政诉讼法的通过,给“民告官”提供了法理依据,为此后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随即被提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其重要的内容,正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方面的需要,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以及政府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需要(40),核心还是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激发了农村的活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然而,“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41)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城市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发展趋势(42),尤其以经济特区的设立、发展情况与国际比较为要。(43)释放市场活力和简政放权并不等同于政府退场或缺位,事实上,政府反而要处理招商引资、经济转轨、市场监管、价格理顺等更为复杂多样的工作。为此,学界研究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诸如政府职能的涵义、划分和趋势,职能转变的目标和基本原则,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心和方式,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经验与政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宏观调控与行政监督的效能,条块理顺与权责匹配,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公平正义(44)等。简言之,转轨时期的政府与市场呈现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微观上要放开放活,宏观上还能管住管好(45),这并非易事。

   第四,“一国两制”的发展与实践。“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而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46)所谓“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中,少数地区可以实行与大多数区域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并保有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在港澳地区的实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权外交的重要组成和重大成就。政治学界对于“一国两制”的探讨主要围绕着“一国两制”的本质和构成(47);“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一国两制”的法律保障(48);两制地区主权与治权的关系(49);“一国两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异同(50);“一国两制”与其他模式的关系,比如“一国两制”与“德国模式”“多体制国家模式”“奥运会模式”以及“大中华邦联模式”等之间的差异(51);另有学者专门回应关于“一国两制”的各种质疑,尤其在两岸关系方面。(52)此外,主权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也给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界带来一些新的课题,比如香港立法机构的选举制度、权限和职能、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关系、行政机构的选举方式及其体制等等。(53)“一国两制”不仅是伟大的战略构想,更是推动国家和平统一的政治实践,《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中双方的承诺就是对“一国两制”生命力最好的证明。关于“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研讨延续至今,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发展和治理的经历也为我们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五,政党与政权问题。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核心议题。尽管“以党代政”被认为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严格说来,文革时期,各级党组织同政府部门一样,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实际问题是党政关系失序,所以提出“党政分开”首要目的是恢复有序的党政关系。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恢复,到“文革”时期及历史上的老案、旧案的复查和清理,以及1983年到1987年的全面整党运动,都是为了修复党的各级组织,然后才是确立党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关于党政分开的探讨时间段比较集中(54),1986年和1989年,党的十三大召开的前后,对党政分开的理解包括“党政职能分开说”“党政分权说”和“党政分工说”,当然也有“党政合一”的主张。学界具体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如关于党政不分造成的问题;党政分开遵循的基本原则;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政分开试点情况和效果评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西方政党体制的比较;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民众对于党政分开的理解和态度等。以今天的视角回看,党和政府的关系始终在不断调适,旨在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55)

第六,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改革贯穿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初期的焦点是“精简机构、明确责权,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为了破解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政治学界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56)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边界,哪些领域政府应该介入,干预程度如何,持续多长时间,责任如何分担,并以法律或规章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保障其他主体可以积极有序地参与到经济社会活动中来。需要澄清的误区是机构改革不等于机构削减,而是针对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配置机构、优化职能,某些领域还要强化政府的作用。政治学界研究的具体问题涉及:机构改革的实质、目标、出发点、指导原则和分阶段的任务(57),建国以来机构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教训(58),各国机构改革的经验比较(59),行政改革的动力系统和运行机理(60),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政企分开,县级机构、特大城市(61)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实践与探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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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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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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