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灵君: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3 次 更新时间:2020-08-14 08: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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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灵君  
是社会治理的大学问。”“坚持把活力和秩序统一作为根本目的。”[13]“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平台,许多大型网站拥有数额巨大的网民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相互交流的主渠道。”“迎接‘平台’现象的机遇和挑战”,“下好先手棋,进而影响‘平台’、建立和维护自己的‘平台’,已经成为群众工作的现实任务”[14]。

   人类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提速深化,基于信息技术支撑的大型协作性组织迅速渗透各行各业。信息化新技术促成并支撑各种要素大规模集聚和扩散,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向“平台化”靠拢。“平台机制”不仅适用于企业组织,而且适用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运行与管理。因此,让基层社会治理既有秩序又有活力,仅仅依靠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难以做到,必须广泛建立和利用平台机制,实现社会治理平台化。如群众自治平台、社会组织平台、生产生活平台、集体经济平台、大数据平台、共享经济平台等等,可以实现线对线、键对键、面对面有机连接,促进社会互动,增强社会活力。

   中国共产党要善于运用平台机制领导社会治理。当今中国出现了诸如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写手、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演员、歌手、网红等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大量活跃在网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北漂”、网络空间之中。这恰恰是中国式“公共空间”成长的标志,这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新媒体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国社会个体化发展趋势。党组织应该因势利导,主动搭建或运用各种社会组织平台,把这些新兴群体组织起来,同时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不断增强社会活力。

   在互联网时代,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运用平台机制做好群众工作。我们跟谁在一起?我们跟谁不在一起?这是互联网时代党的群众工作的首要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建立再组织化的平台机制。比如,主动设置空间场景(如构建网络平台或阵地)、主动塑造和传输网络价值观(如“爆品+网红+故事”的方式)、跟踪并熟练掌握新技术(如用大数据和算法掌握沉默的大多数、用互联网的连接技术重构社会、用在线平台服务群众)、创新工作方法(如网络表达、对受众进行情绪管理,等等)、把支部建在网上(如在党性教育中广泛使用VR技术、党员电子身份档案建设、推进党员信息管理工程),等等。

   党的基层组织要善于建立“网格”+“网络”的平台机制。近年来,在区域化党建的基础上,出现了网格化党建。如果说区域化党建是立足于党的全面领导实现辖区内党建要素的共建共享,主要依靠上级党组织来统筹协调辖区内包括党建资源在内的人、财、物资源,有效推进基层治理;那么,网格化党建则是把基层党支部放在网心上、党员放在网格上、党的服务变成网线延伸出去,由基层党支部创造空间、开发资源、发挥自主性、给上级组织创设议题,从而扩大党的组织力和影响力。网格化党建需要把物理网格与大数据网格重叠起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党建数据与社会管理、服务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双空间格局,充分利用平台并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当前,全国各地城乡社区治理可运用的平台机制,按治理主体可分为党政类平台(如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站)、社会企业类平台(如共享停车、社区食堂)、群众自组织类平台(如文艺社团、读报社)等;按功能可分为文化发展类平台(如社区共享书屋、市民学校)、民主协商类平台(如村民议事会、老人会、楼栋长会)、经济发展类平台(如共享农庄、社区基金、集体经济)等;按活动内容可分为公益服务类平台(如邻里驿站爱心平台、善工家园)、社区养老类平台(如日间照料中心、智慧居家养老中心)、就业服务类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创业咖啡厅”)等。以成都市为例,截至2019年底,成都市有1.2万家社会组织在社区提供专业服务,3.2万个群众性自组织在社区开展各种活动,9.6万名“议事会成员”参与社区事务决策,220万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共同活跃在社区大大小小的平台之中。

   平台机制有助于推进城乡社区发展。社区发展具有多个维度,包括以集体经济、社区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发展,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特征的文化发展,以社会组织培育为特征的社会发展,以环境保护、生态宜居建设为特征的生态文明发展,等等。社区发展是社区治理的前提,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发展,二者属于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统一于党的领导活动之中。

   结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治理是一门大学问”[15],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也是一门大学问。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最典型的特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历史使命决定的,是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决定的,是党群关系同心圆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是中国社会个体化发展趋势带来的挑战决定的。简单照搬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其结论经不起推敲;简单否定当代中国存在“公共空间”的观点,必然无法解释由市场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新媒体等因素塑造出的群众自治空间不断扩大的现实,也无法解释宪法和物权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必然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简单把党的全面领导理解为全面管理,必然导致基层社会秩序有余而活力不足。因此,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提升党的组织力确保社会治理秩序,增强党的政治功能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以平台机制培育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实现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209.

   [2][5][1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9,127,125.

   [3]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 nian eds. 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 How China is Governed 2004[R].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by Marshall Cavendish,2004.

   [4]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9,(8).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0-781,9.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9][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恩格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5.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162.

   [12]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94.

   [13]郭声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N].人民日报,2019-11-28.

   [14]吴知论.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N].光明日报,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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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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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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