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就是一部一端发源、多源流汇聚的文明历史。人类早期从数十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渐扩散到全世界，再发源出不同的文明进程形态，最终通过全球化汇聚成为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分合的大历史进程，使得每一个支流都在这种整体的进程中都发挥出作用。然而，如果从详尽的历史记录和曾经以及今天的治理实践而言，中华文明显然是在众多人类文明支流中最大的一只之一。尽管在工业革命以后，其稍稍落后于西方，然而，如果从整体社会演化而言，这一支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动荡的历史中保持连续的文明传统和形成长期稳定的治理体系并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而且在今天依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毫无疑问体现了其自身在保持内在稳定发展和适应性上，都具有强大的能力。这种文明的连续历史所带来的经验，对于今天整个人类社会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如何能在越来越充满风险的当下与未来，保持文明的延续，并进一步不断发展提升文明的程度和拓展文明的边界，这将是中华文明所能够带给整个人类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启示。在连续的文明记忆中，中华文明必然与其他支流汇聚，成为新的人类治理共同体中的主干之一，创造更为持续、繁荣的整体人类文明，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

　　

六、如何振兴公共治理的历史研究

回到今天的治理研究现实，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尽管如此重要，但现实中数据实证研究方法已经普遍成为一种方法霸权，在其繁荣的背后，是公共治理研究整体价值的削弱。因此，必须要大力重视和振兴历史研究。

　　 首先，是消除方法迷信，打破方法霸权。“科学”的迷信同样是迷信，因为，科学本身就意味着对实践和知识的无限探索。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巨大区别表明，社会系统研究不可能完全的客观化和实验化，更不可能通过数据分析来实现研究的完备。公共治理研究必须要为治理实践服务，为提供有价值的治理知识服务。要形成包括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制度规范分析、案例研究、数据实证分析等多流奔涌的局面，特别是要加强历史研究。

　　 其次，是扩展学科来源。公共治理从来离不开历史研究，但是具有历史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则越来越少。当公共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第二代、第三代的研究者就逐渐改变了多元学科背景来源的优势，而逐渐成为一种自我体内循环的局面。因此，无论是从学科培养还是从研究者选择角度，都应该扩大包括历史背景和其他多科学背景的学生进入，降低体内自我循环的比例。

　　 第三，鼓励历史研究的深入交流和规范。历史研究比数据实证研究更为困难，在于其要求更为广博的阅读、思考和素材掌握，也就是说对研究者的研究更高。而数据实证研究者的训练则更为简单。这就要求在学术发表、学科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对于历史研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并形成历史研究繁荣。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一定需要刻意的形成研究规范，但更多的交流一定会形成发掘历史素材的更有效的思考方法与工具。

　　

七、结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历史非常重要。在当前公共治理研究中数据实证研究一片繁荣景象下，需要高度警惕其内在隐含的研究方法的过度滥用和研究价值的削弱。数据实证研究自有其价值，其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但必须要高度警惕其内在所具有的方法论谬误。无论是对治理知识的完善还是治理实践的支持，都需要更为繁荣的历史研究，从而与其他研究方法一道，为整个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充分的支持。这既要充分重视中国与世界的治理历史借鉴，也需要在学科建设、研究者培养、消除方法迷信等方面共同做出努力。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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