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孙子》的著录、流传及版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2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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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与《三十六计》那种来历不明、行迹可疑的“地摊书籍”截然不同,《孙子兵法》的著录信而有征,流传井然有序,版本确凿可靠。当然,就兵家文献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中间也有一些疑窦需要加以澄清,许多环节需要加以说明,历史脉络需要加以梳理。这是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博大精深的《孙子兵法》兵学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在当下从《孙子兵法》一书中借鉴其哲理、获取其启示的基本前提。

  

  

   一,先秦至汉代的《孙子兵法》著录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其人生平与功业、孙子有著述存世以及《孙子兵法》的部分文字,等等,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关的载述。分别见于《尉缭子·制谈》、《尉缭子·将理》、《荀子·议兵》、《鹖冠子·天则》、《鹖冠子·世兵》、《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上德》、《黄帝内经·灵枢》诸典籍篇章。尤其是韩非子所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一段文字,更是广为流传,耳熟能详。但是,《孙子兵法》作为一部系统的著作,最早被载述著录的,当是西汉前期司马迁所撰著的《史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是书为“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

   西汉时期是《孙子》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军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

  

   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尚未废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议事日程,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二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即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通过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为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切实的服务。

   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也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82篇,图九卷”,这里,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膑)”。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卷,一般的解释,原因不外乎有二个:一是人们对《孙子》不断增益的结果,使其篇数大大膨胀。二是因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我们认为,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

   但是,这样来说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与《史记》有关《孙子兵法》篇数上著录所存在的严重差异,毕竟显得证据单薄、论述苍白。是推测猜度居多,似难真正成立。

   所幸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发现,为澄清和解决这个学术公案提供了条件,创造了契机。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根据竹简整理小组的考定,比较明确的共有5篇,分别为《吴问》、《见吴王》、《黄帝伐赤帝》、《四变》以及《地形二》。通过对其内容的考察,我们认为从性质上,它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有关孙子本人生平事迹的记载,如《吴问》记叙孙子与阖闾讨论、预测晋国政治发展大势,深刻揭示了孙武的政治见解和进步倾向,表明孙子不但是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很有头脑的政治家。《见吴王》追叙孙子与阖闾的君臣际会,重现孙子吴宫教战的戏剧性一幕,内容较司马迁《史记》所叙更为翔实和具体。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充《史记》本传叙述孙子行事上不足、单薄之缺憾。二是对《孙子兵法》本文中有关原则或提法的补充性阐释与说明,如《四变》即为对《孙子兵法·九变篇》中“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之缘由的具体解释;《黄帝伐赤帝》,则显然是就《孙子兵法·行军篇》中“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一语做出明确的说明,叙述历史事迹,从中阐明战争制胜的基本条件。。三是不见于存世本《孙子兵法》的兵学论述,如《地形二》。

  

   认真通读和分析汉简《孙子兵法》佚文,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学术意义可谓不言而喻,这首先体现在它具有重大的文献学价值。对于帮助我们深化有关《孙子兵法》篇目、内容之增益、孙子人物史实的研究,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孙子兵法》一书究竟有多少篇数?字数大致为几何?一般通行的观点,是认为《孙子兵法》的本文为“十三篇”,字数在5000字左右。应该说这是比较靠谱的看法,也得到文献史料的支撑。像篇数问题,《史记》的说法是“十三篇”,而字数问题,东汉高诱同样指出应为“五千言”:其注释《吕氏春秋·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也。”有言:“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但是,现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相关著录中,《孙子兵法》的篇数居然多达“八十二篇” 。而且说到底,这还得算是西汉时期的状况,因为,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所据之本为刘歆的《七略》,而刘歆《七略》又渊源于其父刘向之《叙录》,这表明,早在西汉时期,《孙子兵法》的篇数卷目就有了“八十二篇”的另一类统计之说法。而据与司马迁同时代人东方朔的叙述,《孙子兵法》的文字亦远远超过了“五千言”之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这“二十二万言”之中,当然不仅仅是《孙子兵法》,还包括了《吴子》等其他兵书,但《孙子兵法》不止“五千言”,当是殆无疑义的,我们认为,东方朔所言《孙子》文字数的依据,应该是“八十二篇”而非“十三篇”。

   正因为同在西汉时期就存在着《孙子兵法》在篇数、文字方面统计上的差异与分歧,所以,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将《孙子兵法》分列为上、中、下三卷,认为“上卷”为《孙子兵法》原始本文,即“十三篇”,而“中卷”“下卷”则为孙子后学所撰,附益于孙子名下而流传。而东汉末年大军事家曹操对这些依托于孙子的增益内容很不满意,认为“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要旨”,遂汲汲致力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故撰为《略解》焉”,仅仅就“十三篇”作注(见《孙子序》)。这样,便构成了孙子兵学发展史上一则聚讼纷纭的公案。

  

   而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发现,则能够帮助我们做以下合理的分析与推断:《孙子兵法》其书实际上可以分为“内篇”与“外篇”,“内篇”就是司马迁所称的“十三篇”,其主要内容当出自孙子本人之手(当然也不排斥后人的一些附益,如“其下攻城”之后的“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一大段文字,就很有可能是后人解释为何“攻城”为“下”策的增益内容)。而“外篇”则为除“十三篇”之外的“八十二篇”之文字,当出自孙子的后学或认同、依从孙子兵学理论的佚名兵学家之笔下。问题是,在汉简《孙子》佚文出土之前,我们对所谓《孙子兵法》“外篇”的情况并不了解.而现在通过这五篇佚文,我们就能对所谓的“外篇”有一个具体而形象的认知,可以直观地就“外篇”的主旨、内容、特色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十三篇”与“八十二篇”之间的衍生关系,为解决《史记》与《汉书·艺文志》有关《孙子兵法》一书著录上分歧的疑案创造有益的条件,这显然是值得庆幸的。

  

  

  

   二,魏晋以降的《孙子兵法》流传与注释

   曹操之《孙子略解》,又名《魏武帝注孙子》,系现存世的《孙子》最早注释本。曹氏受汉儒治经之影响,重名物训诂;他本人又是杰出军事家,有“御军三十年”之治军经验与指挥实践,注重兵法的实际应用,因此,其注简明切要,理论性、实践性浑然一体,形神兼备,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祟。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略》著录《孙子》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的主体。乃是日后“武经本”系统,“十家注”系统等所有《孙子兵法》注本的“祖本”。

   曹操注《孙子》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等等。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其中,孟氏之注,部分保留于《十家注》中,从现存其注文看,它偏重于文字训沽,较少思想层面的阐发,是诸注家中训诂派的代表者。由此可见,《孙子》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的流传也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的尊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唐代的重要注家,首推杜牧。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欧阳修《孙子后序》)其注纵横恣意,广征博引,新意迭出,堪称曹操之后《孙子兵法》的第二大注家。此外,李筌注、贾林注也比较重要,如李筌,《郡斋读书志》称云:“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自成一家之言。

到了宋代,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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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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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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