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5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22: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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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中国也没有落伍。在亨廷顿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版本: 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经济增长改变心态,“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 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确实,从 20 世纪 80 代开始,中国官方开始肯定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时至今日,“国学热”势不可挡,孔子学院遍布世界,执政党明确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制度优势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体量和规模问题。亨廷顿反复强调中国的规模问题,“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 21 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之说来自李光耀,亨廷顿引用 1994 年李光耀的说法:“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 30 或 40 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基于中国的规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顿更相信,“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 10 年( 似乎是可能的) ,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 似乎是可能的) ,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做出反应”,到那时,“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20 年( 1995 - 2015) 以上,根据 IMF2017 年《世界经济展望》的各国 GDP 数据,2010 年,美 国/中 国 = 2. 46,美 国/日 本 =2. 62,美国 / 德国 = 4. 37; 2016 年,美国 / 中国 =1. 66,美国 / 日本 = 3. 76,美国 / 德国 = 5. 35。只有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并有可能在 2035 年左右超越,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则越来越大。显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直接秩序的变革,都远远超出了亨廷顿当年的设想。亨廷顿设想的是恢复了“东亚霸权”地位的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影响的若干领域和方式。他当初绝对想不到中国的作用会超出东亚范围。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小的中国,不但倡议设立了“亚投行”“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这种逻辑下,中美贸易摩擦就可以简单地归咎于中国权力的伸张性。这完全没有理解当初亨廷顿为什么要写《文明的冲突》,完全不理解亨廷顿所代表的美国右翼白人“优势下的恐惧”。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该怎么办呢? 一方面,亨廷顿正确地指出,“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征”,“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另一方面,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区域大国地位,“确保南部边界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在此“守势”的基础上,保护西方文明的衰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西方之间的分歧。

  

   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性有待评估,但在 21 世纪,美国和欧洲似乎并没有停止对其他文明体事务的干预,更不承认俄罗斯的地区大国地位而大搞“北约东扩”,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南部边境安全。这些完全违背了亨廷顿所倡导的“避免原则”,依然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主义作法。这种行为进一步刺激了“文明的冲突”。

  

   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学

   仅仅从《文明的冲突》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似乎能够归纳出亨廷顿世界政治理论的核心特征。毫无疑问,作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政治理论,正如结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制度主义者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世界秩序( 即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 的问题。对于乐观主义者如福山等人而言,历史终结了,美国已经胜利了,美国不用再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前途担忧。对于亨廷顿这样的战略家而言,历史不仅没有终结,现存的世界秩序正受到伊斯兰文明,以及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即中国的长远的替代性挑战。应该说,亨廷顿要比其他人的认识能力高出一筹。亨廷顿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不能不从其世界政治理论的角度找原因。

  

   1. 世界秩序的时间性

   这个发现意味着,第一,现存的世界秩序不是静态的、永恒的,而是动态的、处于变革中的。这标志着历史非但没有终结,还可能会有历史的新纪元。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给我们展示了三个时间周期的世界秩序: 500 年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公元 1000 年至 1500 年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体系、公元 1 世纪至 2000 年来的东亚体系。不同的时间尺度产生不同的历史观,而不同的历史观产生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如果以 2000 年为时间尺度,儒家文明体是唯一未曾中断而延续下来的核心文明,中国文明体的衰落也只发生在 1840 - 1949 年的一百年间。正因为如此,具有大历史观的亨廷顿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根本性挑战,其他文明的威胁虽然直接但不会动摇根本。当然,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看到“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又会得出什么样的判断? 不得而知。

  

   2. 政治思潮激活了时间性的世界秩序

   这是亨廷顿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最关键部分。“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分析范式即文明范式,而这里的“文明”是什么呢? 虽然最根本的包括宗教、语言等,但显性的文明则是直接影响人们观念和行动的政治思潮,诸如冷战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这就是说,研究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不能不研究政治思潮及其对世界的“建构”,否则就很难深刻理解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政治史。为此,笔者将政治思潮视为观察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

  

   第二层面的或者说深层次的政治思潮就是宗教民族主义。亨廷顿将伊斯兰教定位为宗教民族主义,其特征和第一个层面的政治思潮一样。亨廷顿这样分析,“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瑒瑧。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诸如重新制定伊斯兰法以代替西方法律,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规定伊斯兰教的社会行为规范如妇女必须蒙面,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控制了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

  

   亨廷顿的结论是,“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的僵化和腐朽的体制的反应; 都提倡回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 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 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机的中产阶级有吸引力。……忽视 20 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政治的影响,就等于忽视 16 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政治的影响”。正因为亨廷顿准确地把握到伊斯兰教的政治思潮性质,所以他才敢断定,中东地区的威权统治转型之后,取而代之的不是什么自由主义民主,而是伊斯兰政权。很多西方人认为代替威权统治的必然是西式民主,这是由于他们没能认识到西式民主之外还有影响更大的伊斯兰教。

  

   如果说前现代的政治思潮是宗教,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潮是意识形态,那么冷战结束以来的政治思潮则是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合流。而在笔者看来,“宗教民族主义”是这种合流的最好象征。另外,在亨廷顿看来,意识形态之间,比如冷战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尽管有冲突,有重大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双方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并都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宗教之间很难对话。这个残酷的现实已经到来,“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具有宗教底色的政治思潮所导致的世界秩序,更具有冲突性、对抗性和极端性。

  

   3. 政治经济关系诱发或激活了政治思潮

   世俗化的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的?44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作为政治思潮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又是怎么来的?由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流行和“帝国主义论”的淡化,很多中国学者已经不习惯运用帝国主义理论来解读美国的对外政策。但是,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而言,美国扶持以色列、打压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政策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因此,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激活了伊斯兰复兴运动,间接原因才是所谓的现代化中的不平等导致的所谓的身份认同。至于“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国学热”的兴起,当然也是因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自信。也就是说,政治思潮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但是,流行的研究可能只是停留在梳理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层面,而疏于研究这些关系所造就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思潮。须知,政治思潮直接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政治走向。

  

   上述三个发现揭示了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逻辑: 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即财富权力诱发了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激活了时间进程中的世界秩序,因而世界秩序不仅是现代的,也是历史连续性的产物; 世界政治本质上具有恒定性。这大致是亨廷顿给我们奠定的以文明范式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学科框架,从国家政治的因素上升到地区政治性质的政治思潮,进而直接影响全球政治的走向,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世界政治的逻辑下发生的。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世界政治思维框架有其特定的政策意义。

   第一,就时间性的世界秩序而言,其中包含的假设有: 西方文明从 1900 年就开始衰落,而衰落要经历一个长周期; 500 年来的世界政治是一个帝国式世界秩序;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不是恒定的,因此美国必须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战; 美国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替代性挑战。

  

   第二,竞争性政治思潮与国家间关系或世界政治走向具有直接的关系,这事实上是文明范式给世界政治研究最重要的启示——虽然亨廷顿本人没有言明这一点。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思潮的角度解释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其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作用力,正是这些思潮影响乃至塑造着当时的世界政治。因此,从政治思潮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知识增长点。

  

   第三,政治经济关系推动了政治思潮的命题意味着,只有那些本质性的理论,比如帝国主义理论,才能认识解释世界真相的政治思潮,“去帝国主义化”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会让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与政治思潮的形成到底有 什 么 样 的 关系。比如,千万别和伊朗人谈美国对伊朗的现实主义政策,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核协定并彻底切断伊朗出口石油渠道,除了用帝国主义理论解释并无他法。

  

   从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尤其是美国极力打压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难道是现实主义理论而不是帝国主义理论能解释的吗? 政治思潮对于理解国家间关系至关重要,而政治思潮的形成和解释又离不开那些本质性的理论。所有这些,对传统的主要基于大国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都是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文明的冲突》堪称从国际关系学转型为世界政治学的典范。(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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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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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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