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5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22: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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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但是,从 1000 年的大历史看,1450 年之前,基督教文明的生死受到伊斯兰文明的挑战,而被殖民主义和冷战压制下来的穆斯林则相信“上帝的报复”,它对基督教文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而这正是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必须应对的。更重要的是,放在 2000年的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一直未曾中断,古希腊文明湮灭之后经“文艺复兴”而重生,西方文明也不过 1400 年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东亚一直有一个中国文明儒化而来的等级秩序,这一秩序因西方的到来而中断,但是中国很可能恢复其 2000 年前就拥有的“东亚霸权”。在西方人看来,2000 年秩序不能不对 500 年秩序构成挑战。

  

   历史观决定了秩序观。时间尺度意义上的大历史观决定了,现行的世界秩序既有其历史延续性,也有因其历史延续性而导致的重大挑战。换句话说,现行秩序不是恒定的,现行秩序必然遭遇来自历史上的众多不同力量的挑战。历史没有终结,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寻求具有忧患意识的新战略,即,美国必须寻找“新敌人”。

  

   政治思潮与时间进程中的“文明的冲突”

   如前所述,两大文明同时诞生于公元七、八世纪,二者轮流占据上风,但工业革命使得西方文明彻底压制了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但是,以 1979 年伊朗革命为转折点,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外直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亨廷顿根据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形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

  

   非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并不排除作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是在文化上,“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且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亨廷顿同意布罗代尔的看法,认为现代化或者“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非西方文明的终结,那是极端幼稚的; “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亨廷顿梳理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本土化运动”,认为现代化所刺激的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趋势,其中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亚洲人李光耀、马哈蒂尔则提出了著名的“亚洲价值观”,斯拉夫化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此外,民主化也进一步刺激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获得了权力”,因为“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特征”。确实,在北非和大中东地区,选举获胜的政权中很多都具有反美的民族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色彩。

  

   现代化、民主化所刺激的本土化运动,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是所有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宗教的复兴? “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全球性宗教复兴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 20 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也就是说,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认同,以抵抗“普世主义”带来的心灵的漂泊。第二个原因就是冷战的结束,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那些长期被两大阵营所压制的民族、宗教情感得以爆发。同时,西方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来填补这个真空。事实上,作为世俗学说的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都遇到了问题,非西方国家的民众“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其实,复兴了的宗教并不反对现代化,也与国家发展不冲突,那么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它“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主义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的抵制”。

  

   全球复兴中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吗? 其实,斯拉夫化和“亚洲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证明,证明自身文化价值的合理性乃至独特性和有益性,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确实是反西方的,但仅仅是因为全球化( 现代化) 所导致的认同危机而反西方吗? 这里,亨廷顿用了一个现代化的“大理论”来解释——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只有所有的复兴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才能证明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为什么伊斯兰教直接针对的就是西方文明? “帝国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解释,虽然在谈到“普世主义”的时候,亨廷顿也将之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但是,在解释伊斯兰教反西方的时候,他却有意无意地绕开了“帝国主义”。

  

   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比如现实主义理论,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美国的中东战略,只能用解释事物本质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1979 年发生在伊朗的推翻亲美政权的“伊斯兰革命”推动了政治伊斯兰的复兴,冷战后,不再顾及苏联威胁的美国大力搞起“推广民主计划”,发动了 1990 - 1991年的海湾战争,彻底激活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在其叙事中,事实上也间接地承认,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两大文明的对抗。“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被看成伊拉克与西方之间的战争,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一场( 与) 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主义的新发作”。

  

   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借他人之口,亨廷顿指明了复兴的伊斯兰教反西方文明的直接原因,那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激发的仇恨情绪,作为“大理论”的现代化的解释只有间接的相关性。亨廷顿的叙事在逻辑上意味着,所谓即将发生的“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延续性的判断,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在冷战后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海湾战争是通向“文明的冲突”的“过渡战争”,冷战的结束让帝国主义政策在中东地区更加肆无忌惮,从而激活了“时间性的世界秩序”,那就是一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决。2001 年的“9·11 事件”、第二次海湾战争、“阿拉伯之春”以及与 ISIS的战争,都是典型的“文明的冲突”。

  

   财富权力转移与时间进程中的世界秩序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是很容易理解的历史和现实,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其宗教性质所决定的,而儒家文明与此不同。在宗教性质上,儒家文明是包容性的,事实上它不是一家文明,而是多家文明的混合体,不但儒释道浑然一体,即使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国首先都是一个“儒民”。如此包容的儒家文明怎么会和基督教文明冲突呢? 这里,不再是宗教之间的性质问题,而是地位问题,亨廷顿想到的是谁将对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 苏联解体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这个能力; 而伊斯兰文明虽然与基督教文明有着严重冲突,但伊斯兰文明中没有“核心国家”,下信奉部落,上信奉超国家的哈里发,缺少中间层次的“国家”,因而也无力与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对抗。但是,作为儒家文明“核心国家”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形成替代性力量,因而构成了 21 世纪美国的战略威胁。

  

   理解了这一点,认为中美关系冲突的根本源自政治制度差异,是没有理解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战略思维,他们内担心移民对美国信条的冲击所形成的“美国国民性危机”,外则担心谁将挑战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说到底,亨廷顿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其信奉的是 19 世纪一度很流行的“白人优越论”——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只要威胁到 300 年来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可谓“虽远必诛”。看不到这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要么是表面化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那么,亨廷顿是如何看到儒家文明的威胁的呢? 亨廷顿主张“亚洲的自信根植于经济的增长; 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 21 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东亚模式”和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亚洲价值观”和“国学热”,说明了“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

  

   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他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成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现在亚洲人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确实,伴随着全球性的“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亚洲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普世价值的替代性概念——“亚洲价值观”。亚洲的自我肯定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将在世界事务上越来越强有力。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生活上颓废的西方文明。第三,尽管“亚洲是文明的大杂烩”,但存在重要的共性,诸如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非个人主义、有限的民主。第四,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该从中学习而自我更新。结果,“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

  

在全球性本土化宗教复兴的浪潮中,伴随着“亚洲价值观”的兴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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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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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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