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民:亲历1964年轰动全国的贵州“大四清”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8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19: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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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民  

   作者简介: 胡一民, 1926年10月生, 四川成都人。1948年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 赴解放区, 1948至1950在华北大学 (正定) 一部学习。参加西南服务团南下贵州, 先后担任贵州团省委副书记、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组长、贵州省体委副主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等, 现已退休。著有《人生四部曲》、《个人权利与社会意识:个人与社会关系新论》等。

  

   1964年前后, 我在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年秋天, 在贵州现代历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季节。阴云密布的政治风云笼罩贵州大地。以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李大章、中纪委书记钱瑛为首, 在中央个别最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下, 庞大的“四清”工作团进驻贵州, 掀起了夺中共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大权的架势。他们最先以贵州省委名义召开马拉松式的三级干部会, 大揭省、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了上下结合, 又由中央组织部从全国调集了1 000多名“支黔干部”, 要他们紧急调来贵州, 说是“贵阳市委烂了”, “贵州省委烂了”, 贵州“资本主义泛滥成灾了”, 要到那里夺权。他们来后, 除一部分人直接参加夺省、市委某些部门的大权, 参加揭省、市阶级斗争的盖子外, 大部分又组成两个庞大的“四清”工作团, 分别包了遵义县虾子区和晴隆县鸡场区、碧痕区的重点“四清”, 大揭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 大批大斗农村基层干部。这“四清”工作团除了中纪委及中央机关的干部、从各省抽调的支黔干部作领导骨干外, 还从贵州省、地、 市、县各级党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参加。一时大军压境, 黑云压城, 贵州干部风声鹤唳, 人人心惊胆颤。

  

   事情的起因是, 从宏观上来讲, 当时客观上的政治形势是中央两个司令部围绕“四清”的斗争升温。一个搞“桃园经验”, 着重是对基层干部以清经济为主, 夺他们的权; 一个是提升“四清”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扩大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 并且以清政治为主, 自下而上地开展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 逐步把阶级斗争之火引到省、市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时的贵州首当其冲。从贵州的情况看, 是出现了导致一场大斗争的爆发点。中央和西南局收到不少检举揭发材料, 反映原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 在花溪、惠水县一带住高级宾馆、招待所, 小病大养, 与打针的女护士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如按正常情况, 上级组织或纪委派人来查清伍的问题, 对其作实事求是的处理就可以了, 用不着兴师动众, 小题大做。但当时正处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气候下, 贵阳市和贵州省成了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典型, 这就不是伍嘉谟个人的问题了。由伍的错误, 推而论之, 认定贵阳市因“自由市场”泛滥, 各行各业都在搞“资本主义”, 已成了“小香港”。联系追查到伍的后台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省委领导人, 反映在全省的工作上, 1959年、1960年, 贵州在困难时期大搞“反瞒产”、刮“共产风”, 出现少数县大量死人的事件未得到处理, 成为“四大名旦”漏网之鱼。紧接着1961年、1962年, 全省大刮“单干风”, 已基本上“包产到户”, 资本主义泛滥全省。一时间, 贵州成了第一个把“四清”运动引申到省一级领导的全国典型。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有名的“贵州大四清”事件。

   这时, 我们省委政策研究室人员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人到省委三干会上整理材料, 参加揭阶级斗争的盖子; 一部分则被调到“四清”工作团, 下乡去搞“四清”。下去之前, 我们学习了以刘少奇为主制定的前《二十三条》 ( 修改稿) , 听了王光美在昆明作的“桃园经验”报告的录音。这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下去搞“四清”, 就是要按此样板操作。更令人震动惊心的是省委三干会开得如火如荼。 会上揭发的大量材料令人吃惊不已, 涉及到省委及各部门领导人从工作到生活以及政治的历史。 对大多数人来说, 是在当时条件下, 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 大胆揭发, 反正还有核实的过程, 讲一些过头的话也是难免的。也有个别品质恶劣、动机不纯的人, 如周林的某位姓黄的文字秘书, 大量揭发的“钢鞭材料”, 从工作上起草的文件, 到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私房话”, 夸大捏造, 起了轰动效应: 一可取悦于到会代表, 二可在李大章、钱瑛面前邀功请赏。但在背后此人也遭人议论, 为人所不齿。

   我们这些被分配参加“四清”工作团的人, 可以说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 来到工作团团部报到。我参加的工作团是到晴隆县碧痕区的, 先在安顺学习一个月的文件, 首先进行自身的“四清”, 交代问题。说清楚问题不大的才能下去搞“四清”, 否则要清退回去。我们“四清”工作团的团长是中央军事学院的一个少将, 他带来了一些部队上的同志, 完全按军队一套建制, 工作方法、作风也是军队的一套。省军区也有人参加。时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 为工作团碧痕区分团团长。我们随工作团总团部下到碧痕区安固公社, 总团部在这里安营扎寨。然后三至五个人一个小组, 再分到生产队。我们研究室同来的有潘廷映、徐扬和我三人, 但不在一个生产队。晴隆县本来就是贵州的一个贫穷山区, 我去过很多地方, 可以说没有丝毫平地, 都没有这里山大坡陡。从碧痕到安固, 全是上山, 生产队在半山坡上。我负责的这个生产队, 工作组有三人, 进驻时, 每人都背着手枪, 如入敌占区。我们分头住在贫下中农家, 搞扎根串连, 按“桃园经验”, 要经过访贫问苦, 首先把根子扎正。 对贫下中农也要查三代。经过调查, 几乎每户贫下中农都“不干净”, 不是本人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是沾亲带故的人中有问题。真像是用显微镜找细菌, 问题无所不在, 几无可信之人。只能在比较中挑选问题小的人。“根子”找到了, 要经过他们搞串连, 了解大、小队干部的问题, 结果是95% 以上的干部都不可信。晴隆这个地方, 解放初期闹过土匪, 在国民党残余匪兵的裹胁下, 相当多数的群众都背着背兜去哄抢过东西, 如果把这些群众都定为“小毛匪”, 那简直就是“洪同县里无好人”了。

   工作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搞“扎根串连”, 实际上是在对贫下中农“查三代”, 对基层干部进行背靠背的审查, 弄得人心惶惶。另一个鸡场区, 也是“四清”工作团的重点, “四清”工作队主要是部队的同志, 一进村就开展斗争, 声势吓人, 有几个大队干部惊吓得自杀了。相比之下, 我们这个公社在总团部的直接领导下, 还稍稳一点。这个月的工作真够艰苦, 夜以继日地查访。当时强调 “三同”, 吃住都在贫下中农家, 连豆腐也在禁食之列。这一套“左”的神秘的做法都是工作团按“桃园经验”布置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 不是在追究个人的责任, 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当时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 在一股极“左”思潮的指导下, 做了些傻事、错事, 不仅是枉费心机白辛苦一场, 甚至是害人。

   一个多月后, 另一个《二十三条》下来了, 强调要相信95%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这两个95% 的估计, 正好把原来的分析和估计翻了过来。以后又要来做解放干部, 依靠群众的工作。这时, 我们已经离开晴隆, 把“擦屁股”的工作留给后来的同志了。当然, 我在这里, 并不是说这后《二 十三条》就正确, 它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就是要把基层干部推上更高一层楼, 给他们上纲上线, 成为“走资派”。这也是应当彻底否定的。

   原来, 以李大章、钱瑛为首的“四清”工作团, 大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省委三干会告一段落, 省委领导核心的“问题”已大量揭发出来, 接下来要深入开展省、市委各部、办委机关的“四清”, 进一步揭发省、市委的问题。我们三个在晴隆县参加“四清”工作的同志也被通知回来, 参加西南局办公厅直接抓的省委办公厅和研究室的“四清”运动。我回来后, 研究室的“四清”运动已进行了一段, 正在揭发省委和办公厅、研究室的问题。“四清”工作组已进驻研究室, 组长是西南局的陈鸿儒, 说是四川省银行的一个中层干部。其余二人为支黔干部。在西南局重点抓的“四清”运动中, 还有一个特殊人物, 就是那位在三干会上因大揭、特揭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隐私而出名的黄姓文字秘书。他俨然是“顾问”, 是工作组的非工作组成员。

   斯时, 省委“四清”运动的调子已经越来越高了。所揭发的问题都要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周林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这是“四清”工作团李大章等人定的调子。 我刚从乡下回来, 还跟不上趟。“四清”工作组指定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成天写揭发材料, 指名揭研究室领导人汪行远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被禁闭式的写揭发材料, 心情不免紧张, 不知从何下手, 又未见到三干会揭发的材料, 不知调子有多高, 水有多深。我只好把研究室工作的笔记本都翻出来, 发现与“四清”工作团调子对上号的就记下来。这样, 大约写了几页交上去, 结果是不行, 过不了关。我们研究室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四清”积极分子, 也可以说叫“打手”吧, 叫王同臻的, 在工作上他是调查组组长, 我是综合组组长, 他居然也来逼我: “我们都写了一大本啊! 你和汪行远这么多年在一起, 关系又密切, 写这么一点是交不了差的。一要上纲上线; 二要有私房话。”我觉得这个人变得真快啊! 过去还是对汪行远毕恭毕敬, 肉麻地吹捧。后来, 此人调到西南局工作, “文革”中成为西南局造反派头头, 夺了西南局的权, 在成都是颇有名气的。原来此人真是野心不小啊! 在那时就开始暴露, 竭力迎合和投靠“四清”工作组。

   我软磨硬拖地过了一个多月, 《二十三条》下来了, 对领导的揭发暂时告一段落, 转入一般干部的“洗手洗澡”, 解放大多数。研究室是围绕省委的意图转的, 省委的错误, 研究室当然会有, 而研究室的工作错误, 人人有份, 大家都来检查交代执行“周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这个调子是工作团统一定下来的。这次“四清”, 主客易位, 过去, 我们是下去清别人, 这次变成了清我们自己。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重点放在清政治、清思想上。把过去研究室工作中一些抵制或缓和 “左”的错误的做法, 如对“包产到户”, 未视作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未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去硬纠, 而是强调改善经营管理, 巩固集体经济; 允许社员私人养羊和一两头大牲畜; 压缩大队提成和取消大队储备粮, 下放大队副业, 等等, 都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些问题, 又都是从个人所写的调查材料或起草的文件中暴露出来的, 是明摆着的。至于个人历史, 50年代“审干”中已作了“清楚”的结论。最难说清楚的是“和汪行远的关系”, 因为说我是汪的亲信嘛! 所以, 在“四清”中, 我是研究室倒数第二个解放的, 倒数第一个是研究室副主任乔学珩, 很多文件和材料都是经过他的审阅、修改后才发出的, 当然他要多承担一些责任, 但未把他视作“走资派”, 和大家一样洗手洗澡, 也算“待遇”不错了。至于那个特殊人物———姓黄的文字秘书, 名义上说是参加研究室的“四清”, 实际上是太上皇, 因为, 每个人的检查, 都要经过他点头才能过关。而他自己却干净得很, 手一点都不洗。其实, 省委好多文件都是他起草或经过他修改的。他一点都不“洗一洗”。原来他参加的用意本是在搜集揭发周林、汪行远的材料, 其实, 他最后也无所收获, 两手空空而去。但研究室的25个同志, 在“四清”工作组和这位秘书的高压下, 不仅人人都要检查过关, 而且有25% 的人因个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受到处分, 打击面不可谓不大。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 在这“大四清”中, 可以说第一次受到大的冲击和打击, 所幸未受到什么处分。解放过关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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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4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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