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 次 更新时间:2020-08-04 20: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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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起义中就更加明确了,如王小波、李顺公开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明确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公开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等等。

  

   将完整的大同理想当作自己的斗争纲领和奋斗目标的,还是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们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可说是大同理想的具体化。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世界。特别是许多制度和措施的设计,充分反映了贫苦农民希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教的美好愿望,确实是令人向往的。

  

   但是,这种“无处不均匀”的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应该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把古代的大同理想融合进了拜上帝会的信条,借以打倒中国传统的孔子儒家的传统,是认同了西方宗教价值观,这与他的大同理想必然产生矛盾,特别是他们仍然继承了许多封建统政治文化的弊端,在建立了太平天国转身成为了统治者以后,就完全换了另一个腔调,另一种手段,集权专制、腐化堕落起来,走向理想的反面,很快重蹈历史的覆辙,导致了失败的悲剧。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产生了中国近代的社会理想,其中以大同思想为主流。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大同理想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大同理想的新模式。各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和方案,这些构想和方案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继承发挥了中国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舒展了民胞物与、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同时掺进了一些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制度。他著《大同书》,揭发了人世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苦难和悲惨,认为只有去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等九界,人类才能从“据乱世”进入“升平世”,最后实现“太平世”即“大同世”,过上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他描绘出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庭、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

  

   谭嗣同也深受康有为的影响,提出了有关大同理想的主张,认定的理想世界是地球之治,有天下而无国界,认为要谋求学、政、教统一来实现世界大同的最高境界。

  

   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并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

  

   公平太平似乎是所有学派都期望的大同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面对统治者政治专制的加强,社会腐败的难以治理,思想家和有胆识的政治家对公平太平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

  

   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毕竟是超越现实的高远理想,它既是对已逝的美好时光的回忆,也是对未来世界的梦想,人们惯常把它与西方的“乌托邦”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其实,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与西方各种仅仅驰骋于空想境界的乌托邦式的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儒家的《礼运篇》在这段话的前面载有孔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的话,就是说,除了这大道之行的大同世界他本人没有亲历,即便是被他一再称赞的“三代之英”(夏、商、周)他也没有经历过,只不过他将大同视为最高理想,有志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努力。所以紧接着这一段,他又提出了相对于大同世界的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是相对于大同比较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

  

   所以,儒家一方面是怀抱大同理想,而另一方面又是比较现实的,可以说是怀抱理想的现实主义者。理想社会可能在远古社会的低层次上曾经有过,同时,它又是未来社会的高层次上应当有的。小康是孔子面对现实,提出的近期目标。而《礼记》通篇论述礼的起源以及礼对治国治世的意义,实际上谈的都是小康之治。儒家的小康目标更具引人入胜的力量。用今天的眼光看,小康乃是孔子退而求其次的更切实际的努力,是实现大同的初级阶段,是通向大同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儒家大同与西方乌托邦的根本不同。儒家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影响深远。宋以后小康社会往往是一些思想家和变法者向往的蓝图或奋斗的目标,而大同世界则吸引和鼓舞着一些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和叛逆者。

  

   大同思想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观,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只有有了大同思想,才会减少恶性竞争,才会避免贫富悬殊和残酷的斗争。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今天,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以新的视角审视这一理想,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最早赋予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优秀文化传统。孔子(前551一前479)提出大同理想跟柏拉图的《理想国》(前386)和莫尔斯的《乌托邦》(1516)相比,在时间上早得多,在思想上深得多,今天我们诵读《礼运·大同》,好象是跨越二千五百年跟先师孔子面对面访谈全球化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报道》2020年5月16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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