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叠加与凝固 ——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0 次 更新时间:2020-08-02 21: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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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导读】当前,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冲突正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我们面对的一个难题仍然是:如何定义自己,讲好自己的故事。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文化史一直承担着这一重任。但如葛兆光教授所言,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成果却不能令人满意。他从“文化”角度重述了中国历史,指出了中国文化中,中唐以前的融合,宋代的“汉族中国”规则,元、清两次转折,以及清末之后在世界大变革中的断续。他强调,“传统是死人的活资源,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枷锁”。表面看起来,“汉族中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不宜把整个中国文化过度窄化为汉族文化,更需要重视的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相互性和交融性。因此,中华文化的复数性,是必须重点关注的特性。他指出,我们需要从文化史中定义的主轴,应是中华文化在历史传承中的混融与丰富,为此,应坚持“回到起点”、“寻求认同”、“学术新路”,以发展好我们自己的文化史。

  

  

叠加与凝固


——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稍稍熟悉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文化史至今仍是一个边界不清、脉络不明的领域,究竟怎样写文化史,换句话说,文化史的重心和主轴是什么?

  

   我想先从“文化”“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这些最基础的问题开始,讨论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新的“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为什么要在文化史中强调“中国文化的复数性”?

  

   2007年,我曾经在香港举办的一次论坛中提出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当时只是为了表示一种担忧,即随着中国的“膨胀”,会出现重返传统,强调国学的趋向。那个时候,我心中的疑问只是,现在讲“国学”会不会窄化为汉族之学,讲“传统”是否会把汉族中国文化窄化为儒家一家之学?这会不会导致一种危险趋向,即布热津斯基在《战略思维》中所说的“崛起之后的自我错觉”?如果是这样,它很容易和现在中国的所谓“汉服运动”“祭炎黄,祭女娲”“尊孔读经”等社会潮流结合起来,不由自主地把尊重传统和强调认同,在所谓“文化自觉”的论述下,推动民族主义甚至是国家主义。因此,我在很多场合反复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数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容摄性与开放性。几年过去了,我仍然持这样的想法。但是,这里更希望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通过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中不断叠加,凝固,叠加,凝固,再叠加,再凝固的历史过程,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为什么是复数的,也想通过中国文化在晚清民初以后的百年渐渐处于断续之间的状况,来说明复数的中国文化传统,在今天为何仍然需要持开放的胸怀,接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再次“叠加”。特别是在文化史研究和撰述上,我想提醒的是,如果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复数性”,在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国文化在融汇、凝固、叠加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建立文化史的主轴。

  

   请让我从“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讲起。我觉得,要讲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两字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化”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你只有讲清楚,这个文化是中国特有(或比较明显),而其他国家没有(或者较不明显),或者说华人世界特有(或比较明显),其他民族没有的(或者较不明显),这才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化,你不能把那些“非典型的”东西统统叙述一遍,就算是中国文化了。

  

   那么,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的”文化?这里先以汉族中国的文化为主来讨论,必须承认,自古以来汉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脉和核心,特别能呈现汉族中国的文化的,简单地说,或许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古代传说中由于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这虽然是神话,但是正说明汉字对于型塑中国文化的意义。使用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而且至今还使用这样的文字来思考和表达(其他各种文化大体上已不再使用象形为基础的文字),这在汉族中国人的思考方法和意义表达上,确实影响深远而巨大,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甚至还影响到周边即所谓“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是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家国结构,以及这种在传统乡村秩序、家族伦理、家国秩序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儒家学说,也包括儒家的一整套有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政治设计(它与希腊罗马城邦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相当不同),和延伸出来的修齐治平的思想,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传统。

  

   第三个是所谓“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传统中国有所谓“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的说法,儒道佛各种宗教彼此相处,互为补充,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性的绝对和唯一,因而也没有超越世俗皇权的权威,彼此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可以兼容。由于在皇权的绝对权威之下,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存在着可能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只有渐渐向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屈服,改变自己的宗教性质和社会位置,在皇权许可的范围内作为辅助性的力量。当然,同时它也使得宗教信仰者常常没有特别清晰和坚定的宗教立场,形成所谓“三教混融”的实用性宗教观念,虽然宗教没有那种信仰的绝对权力,但也很少宗教之间的战争,这大概是世界其他很多区域或国家都罕见的。

  

   第四个是理解和诠释宇宙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从这套学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知识、观念和技术。这种学说的来源相当之早,发展到后世,其影响不仅波及中医、风水、建筑,甚至还包括政治、审美等等。

  

   最后一个是在“天圆地方”的宇宙论影响下,形成的古代中国非常特殊的天下观,以及在这种天下观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看待世界的图像,在这样的天下想象下,古代中国还形成了以朝贡体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如果你拿这五个方面跟基督教文明比,跟伊斯兰世界比,甚至跟东亚、南亚也相信佛教,或者也用儒家律令的区域比,你会发现这才是“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一直希望,不要用“放之四海皆准”的宏大概念和空洞语词(比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讲究“伦理”、重视“家庭”等等),来抽象和泛泛地定义中国文化。

  

究竟什么是“中国”?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定义的概念,以上所说的各种文化现象,虽然贯穿中国历史数千年,一直处于主流位置,但仍然只是汉族文化,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并不只是汉族中国,上述“中国的”文化传统,仍然无法简单地认为它就是“中国文化”。

  

   越来越多的考古和历史证据表明,自古以来,各个王朝的核心区域(中国)很小,但与当时王朝之外(域外)的文化,有着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过去认为相对封闭的上古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周边的文化、种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当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统都未必像古史传说中“黄帝之苗裔”那么单纯,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个“汉族”或“华夏族”吗?傅斯年(1896-1950)就不那么认为,他说,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东夷与西夏冲突交融,甚至是“夷人胜夏”的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向来被认为是后来中国文化源头的齐鲁,其实也是夷人的中心。还有人更说,殷商的文化渊源“与日后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关系”。即使这些说法只是猜测,但那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交融一定是很频繁的。

  

   以目前发掘与研究最为成熟的“殷墟”为例,李济(1896-1979)就在1932年一篇有关安阳殷墟考古的报告中说,过去认为夏商周一线单传,纯粹是古代中国的殷墟文化,其实是多元的。比如骨卜、龟卜、蚕桑、文身、黑陶、玉琮等等来自东方,而青铜、空头锛、矛等来自中亚、西亚,稻米、象、水牛、锡等来自南亚。即使到了所谓华夏礼乐成熟的周代,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仍然频频进入华夏,过去传说中“断发文身”的越族,“信巫鬼重淫祀”的楚人,也渐渐进入周王朝的文化范围。虽然“礼乐”成为周代文化共同体的同一象征,但北方的三晋、东边的齐鲁、南面的荆楚、西面的戎秦、中原的郑卫,却各自发展着各自的文化,只是在封建诸侯制度的约束下,共同构成复杂、多元和松散的周文化。在我看来,那种整齐同一、秩序井然、边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后世的追怀和想象,就像把周礼归之于周公制作一样。其实,大体能够称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传统的交织,即“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现在看来,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对于所谓“文化”或“传统”,其实处在一种并不“自觉”而只是“自在”的状态,看上去“混沌”的和谐,其实包孕着种种“七窍”的差异。

  

   正因如此,“礼崩乐坏”的时代,恰恰成为“文化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便导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现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学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种各样冲突的知识、信仰和风俗,正是在这个多元而分裂的时代产生的,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恰恰提供了后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无尽资源。

  

   因此,秦汉一统王朝继承下来并且扩而大之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杂糅了各种种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错的空间。不过,汉族“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却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将这些杂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铸起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即所谓包容百家的“杂家”),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即罢黜百家的“王霸道”),开始形成“中国的”文化世界,而“中国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来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压力下,开始浮现。

  

应该承认,由于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想象与传说中“九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国”开始出现,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民族开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王霸道(儒法)杂之的政治、汉字书写的习惯、宗族伦理的秩序等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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