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承 王永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误读样态、匡正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7 次 更新时间:2020-07-31 01: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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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承   王永贵  
现有的供给侧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层次物质文化需要上显得有所不足。另一方面,新时代人民的应然性需要呈现量的增长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由稍显窄化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到特色纷呈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我国人民的需要涵盖性广泛,不仅包括了应提质增优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而且新型的生活需要呈现几何级数生成态势,说明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着量的动态涌溢性与质的扩容提优性。

  

   于上述两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有着经典表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这充分说明了人的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相互转化,应然性需要在实然化后生成为人具体的历史的实然性需要,而实然性需要在普遍得到满足后又引起新的应然性需要,如此循环往复,呈现螺旋式的上升态势。由此可见,人的需要具有梯度性,需要的实现过程是由低梯度的实然性需要向高梯度的应然性需要的动态递进过程,也是一个由片面性需要到辩证性、总体性需要的实现过程。这也就在学理上廓清了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次要方面的窄化性误读,即割裂人的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间的辩证性与总体性。

  

   (七)误读样态之七“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及其匡正

  

   “供给侧兀自发力说”这一偏见认为,克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无涉需求侧,只需供给侧兀自发力。“供给侧兀自发力说”的错误在于割裂了供需侧的辩证互动关系,可说其实则是持守“需求侧无足轻重说”。“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很容易造成“伪人民性需要”泛化,这既不利于人民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终究会危害到生产力发展。

  

   持守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的科学观,要求我们以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包括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也须得到兼顾。新时代将克化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发力点落在社会供给端,紧扣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既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与基本政策牢固不变,也能为精准扶贫政策与“四个全面”战略的顺畅执行奠定物质保障。但无视社会需求侧,则很容易滑向生产本位主义,会悬置人的需求用以促人发展的根本功能,可能引致人的需求堕至“生产范畴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22]。显然,这不仅无助于人实现总体性的需要,而且会阻滞经济增长。美好既是一种有差异性的主观价值判断,同时也包括人民性、正向性在内的客观标准。如果以先验性的方法来预设人民能得到满足的需要都是美好需要,这犯了唯心主义。就人民性维度而言,人的需要有“人民性需要”和“伪人民性需要”两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史上虽没有“伪人民性需要”这一显性话语,但隐性的理论资源可间接论证马克思主义持有对“伪人民性需要”的批判思想。譬如,马克思提出了“需要异化理论”。马克思指出:“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23]马克思看透人的需要在“物的依赖社会”中常是“伪我要”,这种“伪我要”的始作俑者是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起到支配性的是物的交换价值,是资本增殖和攫取剩余价值在左右一切,人的需要沦为资本逻辑之需要。受制于此,人的异化需要表现为非己化与非人化。

  

   据此可见,在“伪人民性需要”下,人的需要乍看上去是丰富的,但现有不少需要都是他者之需要,这是非个体自由意志所生成的需要。此外,“伪人民性需要”还具有“物役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逻辑增值建基于人的消费需求只增不降。这决定资本逻辑不免要将人本应发自肺腑、异质纷呈且己他两利的需要变质为纯粹的利己需要,或者鄙俗的占有欲望,抑或者泛滥的耳目之欲。可见,“伪人民性需要”的“物役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人在“资本逻辑增值需要”支配下去占有物而彻底为物奴役,人表面上看起来丰富的需要归拢起来实则是以物质财富为唯一占有对象的需要,人占有物越多则愈受物的奴役,最终引致人的发展愈加片面化。此所谓,人重“占有”而轻“存在”(弗洛姆语),“占有”与“存在”的错位,致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可见,“伪人民性需要”的特征除开“外输性”,还携有“物役性”“片面性”“占有性”。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民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牢固的保障,但社会客观存有的“娱乐至死”“拜金逐物”“极情纵欲”等消极现象,促使我们也须警惕与批判“伪人民性需要”。习近平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4]“恶欲”“贪欲”“邪欲”等流溢庸俗成分的“伪人民性需要”不具备善性,这是因为“善被定义为合理欲望的满足”[25]。诚然供给侧与需求侧分列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但前者是手段而后者才是目的。“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则易引致手段与目的的错位,在无形中助长“伪人民性需要”坐大与流散。一旦让无涉善性的“伪人民性需要”占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的主流,且不说无法实现人民的总体性需要,甚至连带现有生产力功能都将退化。

  

   二、匡正误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相关样态的启示

  

   (一)匡正误读样态之一、二的启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持守即时性与渐进性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利用当前物质资源即时满足人民部分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须勘定的是,不能将即时性片面化理解为在同一时刻满足所有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应理解为无差别的即刻回应性与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一方面,无差别的即刻回应性。我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共同宗旨是服务人民,这要求我国必须建立运行有效的即时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长效机制,向民众快捷地提供优质的美好公共服务需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公共服务需要应规避滞后性,在确保做到即时回应的基础上适当预测性回应人民可能增长的美好公共服务需要,及时提供普惠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一面,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党中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定在2020年是就全国这个大盘面而言的,是综合考虑国情复杂性、地区发展差异性而得出的理性判断,而有条件的地区则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因此,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是在通盘考虑全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分类制定民生实现路线图,设置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即时满足本区域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须鼓励有能力且愿回馈社会的人率先致富。通过先富帮后富的可行机制,聚力于达致共同富裕。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的哲学基础是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以底线思维杜绝拖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消极现象,争取民生最大建设值,做到原则底线与主观灵活的辩证统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把握好“变”与“长”间的辩证关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变寓于我国长期性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而我国积聚的发展成就最终促成“社会发展状态的阶段性部分质变”[26]。可见,我国长期性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局部质变,则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变的判断依据。唯有辩证透视关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变”与“长”间的辩证关系,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晰其所在的新的历史方位,始终持守发展战略定力,最大限度地尽早获致平衡性强、惠助面广与充分度足的发展。就立足当下而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以渐进性为原则,做到即时性与渐进性的辩证结合。“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27]人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将是常态性存在,这是渐进满足人民需要的立论依据。新时代生产力虽提振明显,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意味着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优质资源的短缺性,有限的社会劳动总产品除以总人口,时常略显不足。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与经济发展保持同位性,并同社会总供给力相耦合,适度寅吃卯粮式消费,警惕泛福利化倾向,保证不透支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广泛性,不再局促在物质维度,也包括民主、自由等社会意识维度。事实上,精神需要的满足和物质需要的满足都遵循同等的规律,民主与自由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超阶级与超时空的民主与自由向来都是乌托邦式的幻象。

  

   (二)匡正误读样态之三、四的启示:克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持守共建性与共享性的有机统一

  

   匡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这两大误读,就不难得出共建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的结论。习近平重申:“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8]这也从战略上明确了以共建促发展在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上的首位功能不会退却。共建理念无疑具有战略先导性的作用,但还需行之有效的战术配合。其一,以党建促共建。共建须先党建,党建助力共建。要以“新时代党建思想回应社会矛盾新变化”[29],不改“踏石留印、抓铁有痕”[30]式的反腐态势,荡涤腐败经济、造假经济与无效经济,依法匡正地方政绩失偏行为,发展符合时代规律的绿色经济与科技经济。其二,开放共建。中国既要以公正的投资环境、均等的政府服务、庞大的消费市场与优质的人力资源来吸引并留存外资,也要将精湛的技术、富余的资本与前沿的理念等向外贡献来佐证中国始终持守惠助世界的“初心”,推动各种产品无阻抗流动与内外市场兼容性互补。其三,自主共建。经济共建要趋利避害,反对依附外国发展,自主把持核心技术、经济命脉、大国重器、粮食安全等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的命门,自主实施简政放权与激活市场要素的并推机制。其四,精准共建。新时代精准共建须精准衔接相关既定规划与制度安排,将经济建设中的“增存量与提质量”“加有效与去无效”“强实体与抑泡沫”“止风险与创机遇”等环节精细化嵌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过程。

  

   以共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矛盾的根本,起到了牵牛鼻子之效。但是,需求侧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地位抬升,意味着人民共享美好生活需要的心情迫切。要澄清不利于人民共享美好生活需要的误区,确保人民获致称心如意的共建成果。其一,切忌共享主体的片面性。共享思想的核心要义是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31]。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经济伦理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反对极端自私自利的实用性发展观与功利性分配观,并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力促发展成果不断涌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持守人民立场,建基于富起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强起来,并“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32]以彰显党担负的发展道义责任。其二,切忌共享资源的绝对平均性。我国的国体决定了人民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但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天然禀赋、原生家庭与后天造化等上有差异性,所以人们实际享有的美好生活需要难以齐平,即同等的政治地位未必可获致均等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33]加之,我国历史欠账较多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领域将存在较长时间,因此共享美好生活需要自不会泯灭差异,只能是相对平等,即获得与个体实践能力、付出比例大致相对称的美好生活需要。共享美好生活需要应在遵循法律赋予的程序正义前提下,推进社会的实质正义,缩短各项差别。总之,全民共建要反对效率至上论,而共享也要拒斥绝对公平论,做到效率性与公平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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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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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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