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承 王永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误读样态、匡正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7 次 更新时间:2020-07-31 01: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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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承   王永贵  
但以原子主义与相对主义为方法论,只看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悬置我国生产力整体提振的事实,突出中国发展的负向性问题,这不仅会虚无党的执政贡献,而且会滋生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泛起“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错误思潮。现有的发达国家无法克化对抗性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了其繁荣状态只是暂时性与表面性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即为明证。我国因发展起点滞后、自然生态限制等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无涉对抗性,可凭据人民性与科学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引领发展予以解决。因此,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张弛有度,将经略大国的韬略、制度自信的定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局优先的自觉、历史纵向的比照、共同富裕的原则与通观全球的视野辩证统一起来,综合测度我国各项发展指标,避免认识上的形而上学性。聚焦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

  

   (三)误读样态之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及其匡正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这一错解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决议》中表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关联全无的两大独立模块。因此,误断出“根本性”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性特征。

  

   依循马克思主义矛盾思想史上的典范文献《矛盾论》的科学阐释,可知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化的内在演运机理在于:事物内部的诸元次要矛盾中的某一次要矛盾与先前一元主要矛盾的位置发生对移,先前位居统治地位的主要矛盾下降为非主要矛盾,而非主要矛盾抬升为主要矛盾,这种事物内部多元矛盾间的力量博弈结果就称之为“矛盾的根本性转化”。毛泽东的《矛盾论》除开考察主次矛盾间的力量博弈运动外,还对矛盾体内部对立统一的两大构件进行了分析:矛盾体内部的次要方面的力量能够取代先前位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而成为矛盾体内部新的统摄性力量,即所谓“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12],这就是“矛盾根本性转化”的第二种展现样态。相反,矛盾体内部的主次方面各自发生阶段性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能突破使主次方面地位发生对移的“阀值”,因此这种变化则归属于“非根本性转化”。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权威性定义的价值,在于从“供给侧—需求侧”的二分视角锚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组成。设若“根本性转化说”适用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那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当是根本异质于“供给侧—需求侧”这一对立统一体。可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我国社会多元矛盾中的某一次要矛盾上位所引致(意即供需矛盾依然稳据主位),而是原先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双方各自发生阶段性的样态变化,因而“根本性转化说”不能成立。《决议》中表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一方是绝对性与整体性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要求并不甚高的物质文化这一需求侧。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整体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缓和,阶段性质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13]人的需要就根本上说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基于我国的供给侧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出现了阶段性变化,也就牵动了社会需求侧的变化。质言之,新时代我国整体落后的供给得到缓和而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民众需求与社会供给能力保持同向共进,即稍显窄化的物质文化需要变为美好生活需要。

  

   可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依然是供给侧与需求侧,这与原先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构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形式上演进到了较为高端的形态。既然新旧社会主要矛盾“具有抽象的一致性和共同点,即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矛盾”[14],那么就限定了“阶段性”而非“根本性”,才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特征。

  

   (四)误读样态之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及其匡正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需求侧,次要方面为供给侧。此论断虽然在价值论上充分肯定了人民需要的重要地位,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因此倒错性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也就无可规避。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创制了“基本压抑”范畴。他认为,设若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致使物质资料稀缺,“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变更’”[15],此即合情合理的“基本压抑”。在《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对我国国情具有概括适用性时,我国因生产力整体发展不足而引致社会供给力的低端性与不足性,具体表现在我国日常生活消费品与社会保障服务的匮缺比较严重,民众不得不为了子女教育、病人就医、保障住房、赡养老人等而降低生活标准,抑制多方面的合理性生活需要,将节约下的经济资源挪作紧要之用与预防不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已不再是物质资料短缺的国家,而且执政党的宗旨与性质也决定了不可能通过压减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消极迎合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6]其中至为关键的要求,则是聚焦创新来克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最终促成人民渐增的美好生活需要均可得到满足。须勘定的是,比照于原先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的地位略有抬升,供给侧的压力有所消解,但这种升沉没有改变供给侧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支配地位,需求侧仍位居被支配的地位。职是故,从缓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主次双方的紧张度的方式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应是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则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误读样态之五“物质需要万能说”及其匡正

  

   当前少数人存在将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收缩为物质需要万能论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观点实则窄化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因而必然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需要观相违逆。

  

   按照社会基本矛盾的运作规律,诚然新时代要以物质文明建设为最大发力点,但不可忽略精神文明的极端重要意义。物质需要在人的需要体系中居于统摄性地位,但这是就本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界说物质为世界的本原的同时,也勘定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7]。物质需要是人的本体性需要,无论以何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来反对这一点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物质需要的满足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人通过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改造自在世界与创造人化自然,进而满足人日益增长的各项生活需要。作为长期不可变易的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人民物质利益的根本保障。但是,切不可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视为纯粹的物质性生活需要,以为实现人民的经济利益就万事大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物质”双本体论,就须看到精神的能动反作用。那种执持“物质需要万能论”,将物质需要功用无限夸大化而无视精神需要的能动性,很容易偏向庸俗化的唯生产力发展观,说到底也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地位要想稳固就须掌握与物质力量相当的精神力量,甚至超过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促使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思潮。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能体系的要件,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着动员全民经济共建、融洽府际关系以及克化市场搭便车难题等不可或缺的经济功能。设若物质发展前突,而精神文明建设黯然,这种跛足而行的发展模式势必难以为继。葛兰西指出:“物质力量是内容,而意识形态是形式……要是没有形式,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就会是不可设想的。”[18]物质力量的操纵主体无疑是现实的社会人,若没有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与规范主体的行为,物质力量反而可能成为阻滞人发展的负向力量,此谓物质力量的二律背反性。因此,规制物质力量的负向性,则要以积极健康的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操纵物质力量的人。

  

   人的全面性的需要一旦物化或窄化为“万能的物质需要”,这就为唯生产力论提供了“合法性”,可这种“合法性”是以牺牲人的需要的总体性为代价,因而是伪合法性。虽然从本论反映论来看,人的需要是物质与精神需要,但人能够通过开放的活动与无限的自然发生总体性的联系,从而衍生出人的多种具体形态的需要,涵盖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维度,这也是形态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总体性需要观。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基于“物质—精神”的辩证视角引申出人民具体的美好生活需要形态,论说了总体性、具象性与动态性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总括性描述。

  

   (六)误读样态之六“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等同说”及其匡正

  

   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次要方面的另一窄化性误读,则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含混了人的应然性需要与实然性需要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仅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视为实然性需要,悬置人的应然性需要的极端重要地位,自会误判出人的实然性需要等同于人的应然性需要,从而割裂了人民需要的总体性、辩证性与增长性。

  

   动物消极适应自在自然,它的需要是出于生命本能所引起的,是变动不居的实然性需要。人的需要是具体的历史的需要,满足人当下生存的需要是实然性需要,可视性为其典型特征。人与动物虽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同质性,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9]。人会主动认识与改造自在自然,通过有目的性的实践来建筑人化自然,并建立与自然间的全面联系与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渐进将有差异性、未来性、无限开放性,甚至是想象性的应然性需要转化为可直观的实然性需要。因此,即便是人后天生成的实然性需要也与动物有了本质区隔性,它是立基于实践且掺杂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需要,远丰富于动物一成不变的实然性需要。

  

   因此,若从需要维度上判定何谓人,可以说应然性需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假设将当下人的实然性需要固化为永恒性需要,这就将人的需要的动态生成性视为既定性与恒定性,犯了预定论与凝滞论的错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0]人的应然性需要有无限的可能性空间,每一时代的个体都有权想象他自己的需要可以是何种美好状态。因此,以人当下实然性需要的低阶位性就认为人无权预想未来性高阶位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错误在于将人贬低到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增长的”绝非可留可舍的限定词,它的极端重要地位既在于标定了人民的实然性需要的动态提优性,也在于界定了人民的应然性需要的动态增长性。一方面,人民期待对已得到满足的物质文化等实然性需要有质的提优性。近年来,人民不再局促于维持简单的衣食住行玩的物质文化需要,也要求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例如,国民对品位性着装、绿色性食品、享受性家居、舒适性出行、发展性消费等有着更高的期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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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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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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