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 刘林海:3-6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20-07-28 08: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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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   刘林海  

   内容提要:3-6世纪,中西都经历了政治分裂、新起民族政权的挑战和新宗教的冲击,但在历史现象层面的相似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同中之异。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个结局并非偶然,而是由双方的政治、民族及文化等结构差异所决定的。政治结构上,中国延续了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和大一统观念,是有机的统一,比较牢固。在这个制度下,居民不分胡汉,都是编户齐民,身份和法律地位相同,也都追求统一。罗马延续了城邦体制及其理念,是松散的统一,并不牢固。其内部结构差异较大,居民身份多样,政治组织形式和法律也不一,自治传统深厚,蛮族也不追求统一。民族结构上,中国的胡汉关系历史悠久,融合程度深,以地域和文化界定夷夏。胡汉身份相同,受同一个法律的管辖。胡人政权主动采纳并推广汉族制度,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认同。罗马与蛮族接触较晚,融合程度有限,更注重以法律身份区分不同的群体。蛮族并非罗马公民,而是自治的罗马军事盟友,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形成了各自的族群认同。文化结构上,中国始终保持了儒家为主而又兼容多元信仰的特点。儒家受到玄学、道教乃至佛教等的冲击,但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道教、佛教更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弥补了儒家的不足。胡人采用汉族文化并继承了这个模式,与汉族形成共同文化认同。西方由多神信仰转向一神信仰。罗马多神崇拜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注重集体的福祉。基督教填补了对个人内心世界关注不够的空白,但作为一神教它又不能容忍多神崇拜。作为国家唯一的合法崇拜,基督教仍是担负政治职能的组织。接受基督教的蛮族与抛弃传统信仰的罗马人一起形成以基督教为纽带的新文化认同。

  

   关 键 词:3-6世纪/中国与西方罗马世界/历史与文明/比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史学的建构研究”(18BSS022)。

  

   作者简介:刘家和,刘林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3世纪初到6世纪末前后,中西历史和文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经历及面临的问题都很相似。首先,双方在政治上都由统一而分裂。中国从魏蜀吴三国鼎立开始,经西晋短暂统一,旋又进入南北对峙的时期,直到6世纪末隋统一才结束分裂。罗马在塞维鲁王朝结束后就陷入了所谓的“三世纪危机”,虽经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等力挽狂澜,但终究没能彻底克服危机。到4世纪末,帝国正式形成东西并立的局面,最终分道扬镳。西部帝国在5世纪后半期土崩瓦解,形成多个蛮族政权并立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6世纪末前后,作为古典文明核心的城市及文化教育衰落加剧。7世纪初,东部帝国的官方语言由拉丁语改为希腊语,军区制取代行省制,城邦及城市生活方式也逐渐消失。其次,双方同样面临来自边境的巨大压力。中国有“五胡乱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大举南下,纷纷建立政权,占据了中原地区。罗马帝国则面临着“蛮族入侵”的压力。从4世纪后半期开始,多瑙河、莱茵河岸边境地区的蛮族先后进入帝国,在西部领土上建立了政权。复次,新宗教的传播也是双方的共同特点。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不但得到极大发展,而且牢牢扎下了根。大约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兴起并在帝国境内传播,最终成为官方宗教。

  

   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往往将中国汉代与同期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也将对后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是黑暗时代的说法移植到同期的中国。不过,这种定性是不准确的。中国学界对此已有所驳正。比如,这个时期中西历史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其结局却大不同。中国经乱世而重归统一,很快就迎来了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融入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中;佛教与道教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在融合中共同发展。罗马帝国的情况则相反,不但没有再度统一(查士丁尼暂时统一了西部,但也没能恢复对西班牙和高卢等地的主权),就连罗马的政权也被蛮族王国取代;罗马人还抛弃了传统信仰,皈依了基督教。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虽然政治上动荡分裂,但文化上则是大发展、大繁荣,堪称第二个“百家争鸣”。罗马文化的处境则不是很好,以多神信仰为支柱的古典文化衰落,基督教文化则取而代之。当然,也有学者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主流认识模式提出质疑,主张用类型论代替优劣论①,但整体而言,古典文化的衰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历史发展的异同已有所阐发。钱穆先生、吕思勉先生主要从宏观角度对中西的民族与统一、宗教等现象的同中之异有所评论,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恢复统一,整体上因为中国文化高于欧洲。许倬云先生认为,中西文明自旧石器时代就不同。中国是本土发展起来的内聚型文明体系,农业发达,文化观念上辩证、兼容。欧洲文明不是内聚型的融合,而是外来的征服取代和演变,注重商业,文化上对立、不兼容。虽然二者历史上有交流,但“自古以来‘走’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更多的研究集中在汉代与罗马帝国的比较。梁作干先生、马克垚先生等主要从社会经济制度等进行比较,其中前者求同,后者则分析同中之异。邢义田先生对罗马与秦汉的皇帝、社会结构及军队等亦有求异分析。德国学者穆启乐等则以帝国兴衰为出发点,从观念尤其是史学等角度比较中国与罗马的帝国建构,对“自我”与“他者”的塑造等。任教于美国的奥地利学者谢德尔等也依托帝国研究理论,主要从经济、社会及制度等对汉代和罗马进行比较。他还根据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提出了“第一次大分流”的说法。他认为,在公元6世纪以前,中西历史是“大合流”,之后才分开。中国经魏晋南北朝重新回到循环式的帝国模式,而罗马帝国则永远消失,成为多中心、多族群的政权单位。双方的分流与政权构成方式(state formation)有关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是日本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但中西比较角度的专论很少。笔者也曾经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③。整体而言,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泛论居多,专题性的研究较少,且集中在汉代和罗马,忽略了3世纪以后的诸多重要内容,没有将3-6世纪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实际上,无论从历史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还是在中西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来看,这个时期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中国学界对中西古代历史和文明发展的断续特点有一定共识,如中国文明连续发展,而西方古典文明则在这个时期中断了。对于其原因也有所分析,如笔者认为政治和文化是否统一与连续对于断续至关重要。不过,有些问题还可以再思考。例如,双方的断续是偶然的还是有必然性,与各自文明特点的内在关系如何?这种断续在各自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中,又该如何加以分析?本文尝试在以往思考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对于前文探讨较多的问题,这里不再一一重复,而是将重点放在以往探讨较少的方面,尤其是造成异同的深层原因。鉴于这个题目很大,且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而笔者能力又非常有限,这里仅从政治、民族及文化几个方面作粗略的宏观分析,祈请大家指正。文中的“西方”大致等于与中国同期的“罗马世界”(Roman World),侧重于西部帝国。该词是20世纪后半期由西方学术界所创,用来取代传统的“罗马帝国”,更多涵盖了西部帝国灭亡前后诸蛮族政权的历史等。

  

   二、政治结构之异同

  

   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个时期中西分裂之同中还是有异的。中国是分裂中体现着统一,而西方则是无序的分裂。其背后对应着不同的权力及政治结构。中国形成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帝制,可以说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西方的体制中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机体,并不牢固,其特征是自治,基础是城邦意识;帝制的转型并没有带来观念的转型和运作的转型;日耳曼人进来后保留这种特色,王权较弱,地方自治色彩浓厚。在政治权力中断后,地方自治的色彩更是大盛。这是根本原因。

  

   第一,中国虽然分裂但却是有中心的。西方的分裂是散乱的,缺乏中心。

  

   这个时期,中国与欧洲虽然均处在乱世,但双方的乱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乱并非杂乱,而是乱中有中心,乱中有统。大致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先后经历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中心或谱系。第一个中心是前赵和后赵,第二个中心是苻秦,第三个中心为拓跋魏。二赵政权是从西晋的体系中脱离出来的。前赵的建立者刘渊既是匈奴人的首领,又是晋朝的大臣。他的根据地并州是西晋的重镇,其政权也结合了西晋的北方势力。石赵政权是从汉赵政权发展出来的,其创建者石勒曾是刘渊的大将及功臣。石勒后来独立,与刘氏政权成东西对立之势,还灭掉了汉赵政权。第二个中心的苻秦脱胎于第一个中心。前秦的奠基者苻洪曾先后归顺汉赵和石赵,也曾归顺东晋,称三秦王后占据关中地区。前秦最初与东部的前燕东西对立,在苻坚时期基本统一了北方,将前燕、代国、姚秦、前凉、仇池国等纳入自己的版图中。第三个中心是在第二个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淝水之战后,苻秦的统一局面瓦解,苻坚的部下纷纷自立,姚苌立后秦,被苻坚迁到长安的前燕王室慕容泓建立西燕,流亡前秦的慕容垂建后燕,其弟慕容德创立了南燕,丁零人建立翟魏,鲜卑人乞伏国仁立西秦,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受苻坚之命经营西域的吕光建立后凉,杨定恢复仇池国。拓跋珪虽然并非苻坚的直接部下,代国恢复也是在苻秦瓦解基础上,以臣子的身份发展起来的。北魏一方面与后燕和北燕对抗,另一方面与西部的大夏和北凉对立。这些政权之间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最终统一于北魏(439灭北凉)。中国的五胡十六国政权虽然多,但政治上是一个有机整体,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和意识。

  

   罗马帝国的蛮族情况则不太一样。一方面,在西部帝国地盘上建立的各政权是分散的,相互之间很少有从属关系。匈奴人虽然自东向西横扫罗马帝国腹地,并吸纳了不同族群,但在进入罗马帝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处在不断的移动中,也没有固定的政治中心。随着夏龙战役溃败以及阿提拉暴毙,匈奴势力很快土崩瓦解,匈奴人也消失在其他族群中。日耳曼人的主要政权中,西哥特人在西班牙,苏维汇人在葡萄牙,汪达尔人占据着北非,勃艮第人在下日耳曼地区,法兰克人的重心在高卢和莱茵河流域,东哥特人占据着意大利。他们从5世纪初开始先后以盟友身份侨居帝国境内,并逐渐成为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当然,各政权之间存在联姻甚至灭国的情况,如西哥特吞并了苏维汇,法兰克人兼并了勃艮第,伦巴德人取代了东哥特。不过,多中心的分散特点始终存在。东哥特国王提奥多里克一世曾以外祖父的身份摄政西哥特,但理论上西哥特还是独立政权。另一方面,各蛮族政权分别与罗马建立单向的关系。除了因临时需要而结成的反罗马同盟,并不存在一个针对罗马的长久联合阵线。

  

   第二,中国的分裂是被动的,西方的分裂主动色彩居多,更像分治。

  

中国的政治分裂是在统一局面无法维持下去的前提下形成的,是各派势均力敌的产物,是被动的分裂。一旦均衡打破,则会走向统一。即便在分裂中,也在谋求统一。曹操、刘备、孙权三大权力集团内部的整合与统一奠定了魏蜀吴鼎立的基础,魏国及后来代魏的西晋打破了均势,灭掉了蜀吴,实现了统一。在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内部,谋求统一的趋向是很明显的,在苻秦和北魏政权那里变为现实。北方各政权与南方的东晋相互多次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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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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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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