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军 辛明尚: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及其问题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0-07-28 08: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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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   辛明尚  
文学阐释当然要以个体阐释为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会以个体阐释的方式来进行,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文学阐释的内涵、意义和价值就只能被局限在“个人”的范围之内。“话语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致(agreement),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达成共识(consensus)。”(17)个体阐释如果不能够在社会历史中接受检验,进而成为共识性的文学意义,那么这样的个体阐释是无效的。因此,从个体阐释走向公共阐释,是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必经之路。那么,如何才能以个体阐释的方式走向公共阐释呢?

  

   首先,文学阐释的行为需要具有共享性。这是参与阐释活动的前提与基础,即参与其中的人需要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与范式。主体在参与文学阐释的过程中,可以一边参与、一边修正这些规则,但首先要立足于文学阐释历史中所共享的话语与范式。(1)批评话语的共享。不能随意制造一些只有自己明白、他人无法明白的新概念;或者本来可以用大家都明白的话讲清楚,却偏是标新立异地来显示自己的“独创性”。因此,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2)批评过程的共享。文学批评与文学鉴赏最大的区别在于,鉴赏起点于读者纯粹个人的经验与感受,鉴赏可以仅止于个人体悟,不与外人道。但批评一定是对象性的,即有问题意识、有批评对象、有对批评产生回馈的期待。换言之,批评一定是“及物”的,这决定了批评过程必须是共享的:与批评对象(作者和文本)、与批评他者(其他的读者或批评者)之间的共享。(3)批评范式的共享。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种有效的阐释范式,没有脱离对象的、超历史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恰好解决所有问题,各种批评范式都有其自身所生发出来的逻辑与适用的范围,在批评的过程中要自觉地廓清批评的界限与适用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文学阐释的目标是形成对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共识。诚然,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共识仍要受到个体主观选择的影响,并且需要一定时间的积淀,但我们不应该放弃等待文学阐释共识到来的义务。这一共识过程是在历史中呈现、展开并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文学阐释是具有历史性的,是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来进行的,而不是存在于历史之外的阐释。这种阐释的公共性是有时间维度的,这一时间之维是文学阐释本身的属性,是一种参与式的共在,而不是瞬间的、易逝的时间。这也是衡量文学阐释是否具有公共性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学阐释意义的创新与文学阐释的意义共识并不矛盾。文学阐释出的新的意义并非是与传统的阐释方式与阐释意义完全割裂开来,而是在前人形成的文学意义共识的基础上做出的拓展和深化。新的文学阐释意义也需要接受时间的洗礼,放在批评空间中接受“文学场域”的检验并逐步被别人所接受,即形成新的共识。而那些不能经受住时间与空间考验的文学阐释,终将成为文学史河流中的一粒沙子,被掩埋在湍急的河水之下。因此,走向共识的文学阐释是一个动态形态的过程:新意——共识——新的新意——新的共识,文学阐释的丰富性便在这一过程中深化。

  

   再次,文学阐释的公共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效阐释”(18)。以往的文学阐释为何会在有效性上聚讼纷纭?原因就在于对文学意义的起源及发生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之前的种种理论都会陷入到一种“偏颇”当中。虽然没有人会彻底否定文学意义的阐释不会与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截然断裂开,但当理论作用于文学阐释过程中时,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视野中只留下了文学四要素中的一种且进行大肆分析而不顾其他要素的存在。文学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学意义的起源不是只来源于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中的任意一个,而是多源头的共在变化。(19)(1)世界是我们存在的场域,也是文本存在的场域。我们对文本的阐释与理解是处于最具包容性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世界把作者、读者、文本整合在一起。如果抛开世界去阐释文学,不仅在理论上会遭遇存在性的困境,在实践中也是难以达成的。可世界因为太过庞大乃至虚幻,往往被我们遗忘。(2)作为文本创造者的作者同样处于文学阐释的一端,在作者的灵感、构思和书写过程中,作者意图当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浸入到文本意义中,规划文本的谋篇布局,但在很大程度上当作品写作完成之后,阅读开始之时,作者也被文本原意放置到了与读者平等的地位上,这就是我们会在阅读经验中发现,读者往往会发现作者在创作之时并没有意识到的阐释可能。可作者往往是“不在场”的,我们又如何直接触及作者所谓的原初意图呢?(3)读者在文学阐释活动中的地位同样极其重要。一般情况下作者只有一个人,读者却很多,而且读者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从作者创作之初就已经在与读者进行共同书写。可读者们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阐释,又如何面对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呢?(4)文本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拥有着一套文本逻辑的世界,文本的内在结构与世界的存在方式既相互重叠又相互作用。但文本本身也在形成中会对外来意图进行抵制与排斥,这就是在不断生成中的文本原意。在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的“多源决定”中,文学阐释当然不能只盯住其中“一源”而遮蔽“其他源头”。这也说明“有效阐释”未必一定等于“唯一阐释”,但在一种文学意义“多源”立场下的求索,想必文学阐释会向着合乎道理与常识的有效阐释更进一步。

   注释:

  

   ①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79页。

  

   ②吉奥乔·阿甘本著,尉光吉译:《万物的签名:论方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③④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131页。

  

   ⑤W.C.布斯著,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03页。

  

   ⑥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⑦海德格尔著,何卫平译:《海德格尔文集·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1页。

  

   ⑧⑨⑩(11)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4、489~490、220页。

  

   (12)安托万·孔帕尼翁著,吴泓缈、汪捷宇译:《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13)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14)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哈贝马斯在华演讲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7)莱斯利·A·豪著,陈志刚译:《哈贝马斯》,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2页。

  

   (18)参见曾军:《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3期。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古今中西处于多维时空的理论建构过程,需要克服“来源谬误”和“主体谬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有效阐释”为目标,展开对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理解,增强中国文论话语阐释力。

  

   (19)参见曾军:《文本意义的“多源共生”》,《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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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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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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