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毅 李叶:市场化关系嵌入中的“义尽利散”与“互惠共赢”*

——基于某农贸公司亲缘关系实践的案例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0-07-22 08: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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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毅   李叶  

   【内容提要】 本文以典型案例研究为基础,厘清了某农贸公司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及其两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合作之结果:义利紧张失衡的“义尽利散”与义利转化融合的“互惠共赢”。第一个阶段,核心血缘的亲兄妹关系虽然前期合作较为和谐,但施恩自居式的 “恩义负欠关系”认知,往往使得一方产生较高的“关系回报”预期,由此加剧的义利紧张失衡最终导致了关系破裂与合作失败的“义尽利散”。第二个阶段,相对疏远的表亲关系由雇佣关系发展成为生意上的合伙人,两者之间原有关系基础的“情义期待”预期较低,双向尽力付出更多的“情分”反而可能发展为义利融合的感恩互惠式“深度感情关系”。因此,双方动态交往过程之中相互的“情义期待”与“关系回报”的认知匹配与义利判定,往往是影响市场化合作关系进退及其经营后果的核心机制。

   【关键词】 市场嵌入,情义期待,关系回报,恩义负欠关系,深度感情关系

  

   一、市场化“关系”嵌入的研究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引发了学界对市场转型及其内在机制的思考,进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学近年来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符平、杨典,2019)。在市场化进程之中,除了规模化的正规经济,个体商户也从当初的凤毛麟角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农村,个体商户已然成为农村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构成者,不仅为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资便利,也通过发展代收代售业务打通了农村市场与外部市场相连接的渠道,进而由商业资本运作建构了农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网络一体化的流通体系(黄宗智,2018)。对此,艾云(2016)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北乡镇的田野调查,提出了“市场链”这一分析概念,进而认为当代中国农产品交易市场主要形成的是“农民-中间商-厂商”的交易结构,“中间商”的内外社会网络在农产品市场交易之中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与之类似,有经验研究也同样发现农产品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市场交易嵌于相互信任与合作创新的人格化交易之中,即农产品供应链的超常收益获取来源于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李季芳、冷霄汉,2016)。

   以上一些研究看到了非市场因素尤其是社会关系在农产品商业流通中的作用,但它们往往聚焦于外部市场网络的整体结构分析,其最终的立足点并没有走到“关系”研究的内涵之中,因而对社会关系如何嵌入市场体系的微观互动机制尚缺乏深入分析。应该看到,诸多扎根于农村的个体商户初具组织规模,甚而已经发展为在法律上正式注册的农贸公司,其逐渐突破了以往仅仅局限于核心家庭的作坊式经营,并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表现出以核心家庭为主、扩大化的亲缘关系为辅的雇用合作特点。以血缘和地缘优势为核心的乡土亲缘关系在生意领域的延伸,一方面使得亲属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为生意扩大提供了人员和资金上的便利;另一方面,由于亲缘关系原有的非市场特性,导致其中的利益诉求表达得更加含蓄隐晦,其关系交往的状态必将对最终的经营合作方式及其发展后果产生实质性作用,这就为探析当下中国市场化关系嵌入及其进退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经典研究,已开始聚焦于经济运行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如格兰诺维特通过探讨关系网络的“嵌入”问题,进而将经济行为分析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旨在强调具体的社会关系嵌入有助于产生经济交易中的社会信任,防止机会主义的欺诈(Granovetter, 1985)。事实上,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的“强连带/弱连带”研究在中国学界取得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应该也在于中国人的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更为凸显,然而侧重于以交往频率为基础的“强连带/弱连带”理论框架始终忽略了关系交往的内容及其强弱转换的深化分析。应该说,与趋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关系”嵌入相比较,中国人在经济交易或“关系合同”中所嵌入的“约前关系”往往是需要考虑的先决性因素,并且原先的嵌入关系结构与合同治理结构常常可能是交错而不一致的(刘世定,1999)。同时,中国人在市场中的“约前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有的“先赋性关系”,“先赋性关系”及人伦角色的发展起点固然重要,但私人“关系”的进退还是更多取决于后期的交往历程,即“自己人”与“外人”之间的关系认知及其分类可能随着交往历程而不断调整(杨中芳,1999;杨宜音,2000)。

   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对“关系”动态历程的考察,可能还是更适合从“关系”交往内容之“情义”与“利益”的内在张力加以切入。究其根源,中国社会人伦关系“义”“利”糅合的特性始终源于儒家伦理的文化设定,即梁漱溟(1987[1949])所谓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本质特征,人伦导向下的“情义”始终构成了从儒家思想到关系实践的核心维度(翟学伟,2016;周飞舟,2018)。应该看到,尽管费孝通的“差序格局”(1985[1947])概念本质上也是对亲疏远近的人伦化私人关系的形象比喻,但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私德性关系的“自我主义”论断与梁漱溟(1987[1949])的“伦理本位”观点恰好是截然相反的:“伦理本位”更多体现了儒家伦理之“义”的利他价值取向,“自我中心”则突出了自我利益之“利”的工具现实取向,社会关系实践之中“义”与“利”的紧张与融合反映了儒家伦理与现实资源的内在张力。

   事实上,“差序格局”在现实之中的资源配置本质上是沿着血缘与地缘,特别是血缘关系而展开的(孙立平,1996),其中的人情交往也就有着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三个重要维度(阎云翔,2000[1996])。由此,笔者曾认为对“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都确认了义务、工具、情感(即义、利、情)三种关系要素,而将“情”包容于其中的“义”在价值层面上是“差序格局”之核心性要素,现实中既紧张又交融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张力,且这种“情义”与“利益”混合之“人情”实践决定了关系之“差序”进退(沈毅,2007)。就“义”与“利”的内在转化而言,中国人社会关系交往的深浅通常取决于彼此在原有关系基础之上“施”与“报”的人情交往结果(金耀基,1993;翟学伟,2007)。然而,上述着重于关系要素及相关概念关联的研究,尚未就中国人社会关系进退的具体机制展开分析,基于关系交往内容的有效关系分类始终是展开相关问题研究的实质基础。

   在既有的对“差序格局”加以解读的“关系”类型研究之中,黄光国(1988)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由内而外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以分别对应现实经验中的“家人”“熟人”与“生人”(杨国枢,1993)。笔者在对这一分类方式加以批判的基础之上,提出可以从“既有情义伦理嵌入”与“未来利益需求预期”两个交叉维度出发,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分类区分为“深度感情关系”“恩义负欠关系”“功利交换关系”“普通人缘关系”四种类型,其实质是将黄光国“混合性关系”的“熟人”区分为“恩义负欠关系”与“功利交换关系”,从而厘清某种既有基于当下及未来“情义”面相的伦理化关系与某种更为明显的权力与利益考量的功利化关系之区别(沈毅,2019)。应该看到,传统“官场”更为盛行的“功利交换关系”常常缺乏真正的情感认同与人际信任,而在乡土社会亲缘关系为主导的“差序格局”中,则常常构成了“深度感情关系”“恩义负欠关系”及“普通人缘关系”由内而外的人伦式关系的连续统。其中,在受恩方曾经深受重要恩惠而予以认同的单向性“恩义负欠关系”中,如果受恩方能够给以重要回报使彼此互惠不断深化,则可能发展成为双向深度嵌入的核心性“深度感情关系”。(如表1所示)

   应该说,乡土民营企业及个体商户经营合作的核心常常是依靠家人或拟家人的亲缘关系(郭于华,1994)。在此种“深度感情关系”的亲缘关系之中,彼此深度嵌入的“义”与“利”之间的紧张矛盾与交融转化往往是不同情境下的一体两面。这些有着地缘优势的亲缘关系一方面在农村个体商户发展的初期和成长期在资金借助、人员补充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关系中不受契约约束的情义与利益因素的纠葛使其合作具有不稳定性,最终对这些个体商户的组织化发展形成制约。进言之,商业合作亲缘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深入的人情往来使得互动双方对彼此的情感和义务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往往多数原先就是核心血缘关系的“深度感情关系”,其中长期性“义”“利”交融转化的施予与回报的动态平衡始终是合作关系得以维系与深化的重要基础,然则“义”“利”的内在紧张性又可能造成彼此的“关系”危机以至于破裂。此种商业深度合作的亲缘关系或者说嵌入市场化之中的“深度感情关系”的进退及其维系的内在机制,应该是本文所要聚焦的主要问题。①

  

   二、 H村生姜种植与代收背景及研究个案简介

   本文的田野调查地点H村位于山东省L市的中西部。L市位于山东省中部,泰山东麓,历史悠久。当地靠近儒家文化的诞生地,儒家影响由来已久,表现在礼俗方面则是极强的人伦差序倾向,非常重视人们姓氏的异同以及宗族、亲戚之间的辈分高低,这在日常称呼与人情往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要模式,同时辅之以紧密的亲缘关系联结,为L市当地民营企业及个体私营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实质基础。

   H村全村共有700余户人家,总人口2000余人,耕地面积2214亩,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促使该村农业和农产品个体商业迅速发展。1981年,H村成为其所在公社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原生产队种植粮食作物的农田,大多数改种了生姜、大蒜,经济作物已占全村土地面积的2/3,农民收入比之前翻了几十倍。1996年生姜价格一跃再跃,达到每斤10.50元,仅这一年该村就出现了160多户“万元户”,有的甚至年收入达到十几万,轰动一时。“劳动致富”一直是H村人信奉的生活法则,农闲之余,有200多户村民分别从事着不同的经济事业,依靠生姜发展起来的条编、代收代购、农副产品加工行业更是其中的翘楚,供销、饭店、建筑、养殖等也遍地开花。到2000年之后,随着科学种田的推广,生姜亩产量得以大幅提升,生姜种植几乎全覆盖了H村2000余亩耕地, H村现已成为其所在的L市最重要的生姜种植基地之一。

   H村的生姜代收贸易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随着运货工具从80年代的小推车或自行车发展到90年代的货车,输出量越来越大,而生意经营者们的合作关系也经历了从第一阶段朋友或亲戚合伙投资居多到第二阶段以核心家庭为主、亲缘关系为辅的经营模式变化。其中,本文所重点调查的Z代收点,就属于第二批中成立较早(1993年)的一家从事生姜代收代售业务的个体商户。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中,该代收点从倒卖生姜业务开始,逐步扩大经营范围,如今已经发展成为H村最大的集代收、储存、代售为一体的农副产品贸易加工公司,其主要创立者郑梅也因为经营上的成功被称为村里的“经济女状元”。纵观这家农贸公司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创始人郑梅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具备地缘优势的亲缘关系)在其整个经营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郑梅于1960年出生于H村,并于1983年与同为H村村民的丁利结婚,也就是村民们常说的“当庄亲”。无独有偶,郑梅父母的婚姻也是这样一种同村结合的方式,由此便决定了她在本村的亲属关系网络不仅包括其婚后的小家庭和丈夫的家族,还包括其娘家父系家族中的宗亲以及母系的舅舅和表亲们。这些具备血缘和地缘优势的亲属关系便成了后来郑梅生意创立、发展和扩大不可或缺的助力。在郑梅的这些亲属关系中,对经营生意产生实质影响的主要是早期阶段的娘家二哥郑富、三哥郑平以及后期阶段的舅舅家表弟周勇。不过,在两个不同阶段的关系往来中,二哥、三哥两家最终与郑梅家的合作破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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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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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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