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山: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20-07-21 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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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山  

   摘 要: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关键词:权力; 伦理; 支配; 国家理由; 官僚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研究”(16CSH005)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17ZDA11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斯·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有一个让人特别迷惑的地方:一方面,他把国家界定为攫取权力的手段,仿佛国家只具有纯粹的工具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政治必须奉行某种伦理原则,仿佛国家本身又具有某种目的性。这个矛盾典型地体现在他那篇1919年发表的脍炙人口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中。鉴于原计划的“国家”学说并没有完成,这篇演讲可视为韦伯晚年最为成熟的政治见解。

   演讲开篇首先界定了国家和政治。韦伯认为,任何活动都牵涉政治但又不完全属于政治,因而无法根据活动内容界定国家,只能根据国家特有的手段——直接的武力——来界定。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是“一种以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关系”(韦伯,2004b:197-198)。简而言之,国家的本质在于通过正当地垄断武力来行使支配。与此相应,政治的本质在于“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韦伯,2004b:197)。同样,政治家的本质也是追求权力,“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或者,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韦伯,2004b:197)。

   乍看之下,韦伯对国家、政治和政治家的界定都是围绕权力展开的,与伦理无关,这一点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义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惊讶的是,到了演讲的后部,他又把论题转到政治与伦理的关系上来,最终把整个演讲推向高潮。韦伯在谈到政治家的人格条件时,批评了政治家很容易遭遇的“死敌”——“虚荣”。“权力本能”本来是政治家的正常素质,但虚荣会导致他们“崇拜纯粹的权力本身”,从而犯下政治领域最严重的罪恶——不成事和没有责任感。韦伯虽然推崇“权力政治”,但严厉批评彻头彻尾的“权力政治家”,认为他们“不能成事、不能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讽刺他们“嚣张但完全空虚的作态”背后是“内在软弱和无力”,这种作态源自“对人类行动的意义最廉价、最浅薄的虚脱麻木态度”(韦伯,2004b:253-254)。政治家追求和使用权力,并非因为崇拜纯粹的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基于信仰而产生的“理想”,这个理想“可以是关于一个民族或全人类的,可以是社会和伦理性的或者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属于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韦伯,2004b:254)。总而言之,政治乃是一桩“理想事业”,与伦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伦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难道这两者之间,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完全无关的吗?或者,完全相反,一如生命的任何其他领域,政治也无分轩轾地受“同一套”伦理管辖?(韦伯,2004b:256)

   这是韦伯关于政治与伦理之关系的总问题。在他看来,政治既离不开伦理,又因其使用的特殊手段——具有正当性的武力——而不同于一般的伦理。“这种特定的手段本身,决定了关于政治的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韦伯,2004b:268)。换言之,与政治相配的,是某种专属于政治领域的特殊伦理。这种特殊的权力—伦理关系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韦伯在权力—伦理关系上的特殊立场,使其政治形象变得十分复杂,引发了种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以蒙森(2016)为代表的一派强调韦伯权力政治的一面,突出他民族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毕瑟姆(2015)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强调韦伯为克服官僚制对自由的压制而做的努力,侧重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多的研究者则是介于二者之间,即承认韦伯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本文无意重新加入关于韦伯的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试图揭示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特殊勾连方式对德国政治和现代政治意味着什么。按照一些学者的解释,权力和伦理的暧昧关系恰恰是马基雅维里以来的“国家理由”学说的内在特点,而这种学说后来在德国尤为盛行(迈内克,2008;扎尔卡,2014)。

   首先,本文将梳理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由”学说在权力与伦理关系问题上的双重性;其次论述韦伯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紧张如何延续了这种思路;然后,说明韦伯如何在责任伦理的关照下,把政治考察的重心从政体问题转向行政管理问题,把以往政治哲学的政体伦理(无论是民主共和制国家的“公民宗教”还是德国君主制下的“伦理国家”)降格为正当性问题,使得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凸显出来;最后,总结韦伯所揭示的权力与伦理的紧张如何构成了现代政治面临的普遍问题。

   国家理由:政治作为独立价值领域的兴起

   国家权力与伦理的暧昧关系是国家变得足够强大并自成一个独立价值领域的产物,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迈内克(2008:81)在其巨著《马基雅维里主义》中说,国家理由“作为一项原则或观念,直至历史达到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才得以实现。在这个阶段上,国家已变得足够强大,以致能够捣毁这些障碍,并且在所有其他重大力量面前确立自己无条件的权利”。换言之,只有到了近代国家兴起,国家获得了独立的“人格”,才有了所谓国家权力—伦理问题。

   迈内克(2008:83-86)简要梳理了这一“国家人格”兴起的漫长过程。在西方古代的城邦国家,人是政治动物,个人伦理与国家行为伦理彼此相符,政治与伦理之间并无冲突。国家观念附着于个人人格,从未向超个人的、独立的国家人格概念升华。也就是说,国家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基督教的兴起确立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高居国家之上,消除了国家的价值。到了中世纪,日耳曼法学与基督教伦理结合起来,共同压制国家,使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到了中世纪较晚时期,在基督教教会与罗马教皇斗争的间隙,绝对主义王权开始兴起,新的国家意志才开始抬头,并逐渐在近代发展出独立的国家人格。15世纪,意大利获得政治独立,马基雅维里这个“不信上帝的人”首次系统阐述了这种独立的国家人格,也即“国家理由”观念。“国家理由”观念的首要特征在于,“国家及其人口的福祉被当作终极价值和目的,而权势——维持权势和扩展权势——乃必不可少的、无保留地必须获取的手段”(迈内克,2008:53)。换言之,国家克服了此前的重重障碍,本身成了目的,而不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同时,国家也获得独立人格,有了独立的政治伦理,此伦理同宗教、道德、法律等其他价值领域不同。

   然而,无论是政教分离还是价值领域的分化,都只是理念层面的大趋势。在现实中,政治伦理总是和宗教伦理以及其他世俗价值领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截然区分。简单来说,政治—伦理关系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的关系,二是政治伦理和政治组织方式(政体和官僚制)与其他世俗价值的关系。这两个层面往往纠缠在一起,使得权力与伦理的关系变得极为暧昧。

   按照迈内克的解释,权力与伦理的暧昧关系是伴随着国家作为独立人格的兴起而内在生成的。一方面,现代国家是挣脱基督教伦理和日耳曼法学控制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从基督教和日耳曼的中世纪继承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遗产,也即国家理由是有原罪的。“它继承了关于‘国家理由’与伦理、法律之间冲突的一种更强烈、更痛苦的意识,也继承了一种不断被唤起的感觉,那就是冷酷无情的‘国家理由’确实有罪——忤逆上帝、违背神规之罪,破坏往昔美好时代法律的神圣和不可亵渎之罪”(迈内克,2008:86)。现代国家理由问题这种“被深切感知的悲剧色彩”体现出“内在的两面性和双重性”(迈内克,2008:68)。一方面,国家及其人口的福祉被当作终极价值和目的,“国家的自保和成长”呈现“深刻和严重的国家必需性”;另一方面,国家为了自保和成长,又必须维持权势和扩展权势,权势成为“必不可少的、无保留地必需获取的手段”。而不择手段地获取权势必然会不时“直接触犯有效的伦理命令和实在法”,或者说“国家必然作恶”。然而,国家福祉代表的只是一种终极价值,伦理法则和正义观念等重大价值同样要求被无条件承认。不仅如此,国家福祉的维持不能仅仅靠权势,还得靠伦理和正义来保障,缺乏这些东西会危及国家权势的维持(迈内克,2008:53-54)。由此可见,政治既要把自身与其他价值领域区分开来,又离不开这些价值领域,二者是相爱相杀的关系。故此,迈内克(2008:70、100)说,“国家是一种同时栖息于伦理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两栖动物”,“现代国家从开始抬头上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包含了一种内在矛盾或毒素。一方面,宗教、道德和法律对它来说都必不可少,都是它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一开始就立意在国家自我保存所需的任何时候损害它们”。

   政治家在行动时,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性难题:其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持权势的功利主义考虑,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伦理和正义的理想主义考虑。二者的界限在逻辑上是可以划分的,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清晰界定。政治家在现实中采取行动的动机常常是把“理想主义考虑”和“实际的功利盘算”混杂在一起(迈内克,2008:54)。一方面,伦理和正义有可能约束政治家对权势的追求,另一方面,政治家也可能越过伦理与正义的约束,把权势作为最高行动准则。很难把“现实政治”的紧迫必需同纯粹的扩展乐趣,国家的严酷必需与个人的报复和竞争动机,以及国家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明确区分开来(迈内克,2008:58-59)。权力与伦理之间是“混合和转化的灰色区域”,是“兽性成分与理智成分之间那朦胧难辨的灰暗区域”。权势与伦理一起塑造了国家和历史(迈内克,2008:56)。

   马基雅维里被迈内克视为发现国家理由真实性质的第一人。他从心底就不相信上帝,严厉谴责基督教,把政治“美德”确立为一个独立自在的领域,但他依然坚信宗教、道德和法律的绝对有效性,由此造成其思想体系中两个伦理领域之间无法消解的矛盾:一方面是新发现的“美德”伦理和“美德”激发的国家伦理领域,另一方面是旧的宗教和道德领域(迈内克,2008:56)。韦伯(2004b:265、270)后来也说,从事政治的人和魔鬼力量缔约,是在撩拨魔鬼的力量。不可否认,韦伯这种思想中有鲜明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影子。然而,韦伯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问题已经与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有很大不同。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哪些地方继承了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又在哪些地方提出了新问题。

   撩拨魔鬼:对纯粹信念伦理的摒弃

   韦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著名分类,正是在现代政治作为独立价值领域兴起并与其他价值领域相爱相杀的情境下提出来的。

在《中间考察》中,韦伯按照贝拉(Bellah,1999)所谓“演化论”的框架,以伦理理性化为主线,集中考察了宗教和诸价值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从原本作为有机整体的自然共同体内部分化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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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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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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