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山: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20-07-21 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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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山  
或者说中产阶级民族,这是特定的“德国形态”得以发展的唯一基础(韦伯,2009:99)。因此,德国无法回避议会制和民主制这样的现代国家的基本性质问题。议会制和民主制是欧洲文明的集体成就,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德国人也能用,也无需像政治浪漫主义者那样担心采用议会制和民主制会损害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因为德国的客观处境将使它即便采用这些制度,也将“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韦伯,2009:110)。

   可见,在韦伯这里,无论是普鲁士固有的优良政治传统,还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都是重建德国政治的可用资源,但这一切都必须服务于最高的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要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责任伦理的第二个面向:以什么方式负责?

   (二)以什么方式负责:政治作为手段

   以什么方式负责的问题,涉及政治的手段,或者说如何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最重要的载体是政体。这部分我们将借助韦伯的相关政论文章来阐述。

   韦伯(2009:107)深知政体问题对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原则上说莫过于国家应当采取的形式问题”。一战期间,国外和国内对“德国政治失败”原因的判断针锋相对:“国外的看法是,罪在德国的‘独裁统治’。但在德国国内,拜我们那些文人墨客愚蠢的遐想之赐,则会频频听到相反的说法,即国际性的‘民主’阴谋形成了与我们作对的反常同盟。国外使用的伪善说辞是‘把德国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就要更充分地了解他们——使用的是同样伪善的口号,即保护‘日耳曼精神’免遭‘民主’的污染或者免受它们所指的其他替罪羊之害”(韦伯,2009:132-133)。在韦伯(2009:109)看来,双方的判断都是伪善的,是把西欧的国家观和德国的国家观相对立的无稽之谈。他认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家意志的形成,或者说政体,只有有限的选择形式。哪一种形式在既定时代对于国家最为有效,取决于国家面临的政治任务。如此一来,政体在韦伯(2009:109)这里就转变成了“单纯的技术问题”,是可以在面临不同的政治任务时加以选择的手段,而非“终极信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韦伯(2009:110)公开宣称自己可以根据时势在保守、民主和自由这些政治立场上切换:“笔者在差不多30年前曾投票支持保守派,后来又投票支持民主派……现在则为自由派报章写作,一直不是一个积极的党派人物,将来也不可能是”。在他看来,这些不过是“国家运转方式的技术变革”,“因而不过是达到既定目标的一些手段”。数十年的政治经验使他相信,“我们迄今所使用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以及形成国家意志的方法,必定都会使德国的任何政策以失败告终,不论这些政策的目的何在”(韦伯,2009:110)。可见,他的政治立场始终是效果取向的。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他在德国的重要关头如何“切换”自己在政体问题上的立场。

   韦伯在一战及战后经历了所谓从议会民主制向民选总统制的重大立场转换。所谓议会民主制,在德国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是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体。在一战末期的1918年,韦伯发表《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一文,力主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民主制。其原因在于,“就德国面临的特殊国际形势来说,‘实际上’君主立宪是最适于她的统治形势”(韦伯,2009:133)。这是一个基于“效果”的考虑。君主立宪制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否则很容易就会变为君主专制。君主本身并非政治家,不擅长政治事务,一旦他们利用官僚制和通过煽动群众实施“个人统治”,就会使国家陷入危难。“一个并非天生政治家的君主,一旦试图像沙皇那样进行‘个人统治’,或者使用政治家的手段、口笔并进行最广义上的‘煽动’在世界上发挥影响,以图推广他本人的观念、代表他的个性,那就会危及他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那时被他用做赌注的就不仅是他的王冠(这也许是他的个人事务),还有国家的生存”(韦伯,2009:134)。当时德国的威廉二世正是这样一位专制君主,在对外政策上“推广他本人的观念、表现他的个性”,引发欧洲各国对德国的敌视,韦伯对此痛心疾首。

   威廉二世专制的根源在于德国议会的无权,而议会的无权又是“俾斯麦亲王长期统治德国留下的一笔遗产,也是他任帝国首相后10年间这个民族对他所抱的内在态度留下的一笔遗产”(韦伯,2009:111)。俾斯麦去职后,“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更有甚者,因为他滥用君主制情感以掩饰他在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中谋取自己的权力利益,他留下了一个习惯于逆来顺受地容忍所有以‘君主之治’名义作出的决定的民族,这个民族并没有准备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俾斯麦去职后填补空缺、在攫取统治权时令人吃惊地自以为是的那些人的资格。在这方面已经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损害。这位大政治家没有留下任何意义上的政治传统。他既没有吸引来、甚至也不能忍受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更不用说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了”(韦伯,2009:119)。总而言之,俾斯麦留下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议会”。议会的无权又进一步造成政治领袖撤离议会、政党政治的派系化和普遍的官僚心态。在韦伯(2009:154)看来,“如何使议会能够掌握权力”是德国未来国家秩序的首要问题。

   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结束帝制,成立共和政体的“德意志国”,史称“魏玛共和国”。1919年2月在魏玛召开国民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党党魁艾伯特担任首任总统,韦伯旋即发表《帝国总统》一文,首倡未来的帝国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民选总统的倡议不久后落地,德国于当年8月通过《魏玛宪法》,规定帝国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从帝制到共和是政体的根本性变化,韦伯为何在很短的时间内骤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呢?从理论上又如何解释这种“貌似”的断裂呢?

   对于为何支持帝国总统由人民直选,韦伯给出七个理由(Weber, 1994:304-308;韦伯,2004b:310-313,2009:243-246)。(1)为了克服普鲁士的霸权。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以普鲁士为核心实现的统一,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享有霸权地位,几乎垄断了全部的任官权。(2)为了克服各邦谋私。韦伯深知,新宪法必然会保留联邦参议院,各邦也必然会为各自私利插手帝国政策。(3)为了打破贵族当道的旧体制。据前文的分析,韦伯认定德国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民族,贵族当道的旧体制已不再适应新形势。如果不改变,老职业政治家出于对民主的排斥,依然会任用旧人,使最优秀的人才流出政治家队伍。(4)比例代表制的推行会使国会为了拉选票,沦为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5)为了克服政党的特殊主义倾向。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可能使各政党日渐发展为纯粹区域性政党,难以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组织和统一观点,长此以往,政党的特殊主义倾向必然会影响多数派和帝国各部的构成。(6)国会过于迷恋形式民主,认为多数人不会犯错,无所不能,这种剑走偏锋的认知实际上是违反实质民主的。一旦遇到国会危机,就会撼动整个帝国结构。克服上述种种缺陷,归根结底是为了,(7)推行“社会一体化”。所谓“社会一体化”,是指严格的一元化行政。韦伯认为,没有一元化的统一领导,德国战后的重建,特别是经济重建将没有可能。在韦伯看来,合议制形成的最高领导机构,较大的邦和较大的政党必然会基于自身利益而插手其中,经由国会推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则会陷入法国总统那种凄惨的无能状态。这两种办法都绝对无法形成一元化领导,只有一位民众支持、大权在握的帝国总统,才能带领德国走出“危机”。

   议会民主制转向民选总统制,看似属于根本立场的巨变,其实是具有内在的一贯性,那就是从“效果”的角度考虑政治。无论是议会民主制还是民选总统制,都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韦伯也深知它们各有长短。在《新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中,他就明确提出,“德国面对的唯一问题是实现议会化和民主选举权之间的关系”(韦伯,2009:170)。在当时的君主立宪制下,他寄希望于增强议会力量,使议会成为锻炼政治家的摇篮。然而,一战的失败没有给议会的成长留下空间,政体也由君主制转为共和制。原本君主并非专业的政治家,不一定要有权力,现在的总统却是政治领袖,他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才能带领德国走出困境,而德国议会的“消极政治”只会选出一位凄惨无能的总统。所以,此一时,彼一时,无论选择哪种正体,都是基于国家理由的现实选择。

   (三)小结

   韦伯(2009:110)说,“生死攸关的民族利益高于民主制和议会制统治”。可见,在他那里,民族利益高于政体形态。然而,韦伯的民族利益概念是暧昧的。一方面,民族利益指的是“未来文化的独有品格”,仿佛政治不具有根本的价值地位,而是作为手段服务于更高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民族利益又潜在地表现为国家自我保存的实力,就是目的本身。自由和民主这些价值往往作为手段服务于一个随时势变化的“民族利益”。以民主为例,他历来认为民主与卡里斯玛煽动相辅相成,因而他眼中的帝国总统是一位善于煽动群众从而利用民主普选上台的“恺撒式”的人物,但他又声称这位帝国总统是“真正民主的守护者”(韦伯,2004b:313)。这就印证了韦伯在政治伦理上的终极信念: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是非理性的。

   “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非理性现实鲜明地体现了国家理由“内在的两面性和双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政治学说中包含了一种迈耶(Mayer,1944:83)所谓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 。然而,要理解这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新”在哪里,还需要借助支配社会学对“正当性”的处理来进一步澄清。

   正当性:政治伦理的行政管理转向

   韦伯从手段的角度界定国家,又把政体视为政治手段,容易给人一种纯粹权力政治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他虽然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垄断武力,但垄断武力的方式必须要具有“正当性”。而正当性恰恰是韦伯支配社会学的“阿基米德点”(Anter, 2014: 52)。问题在于,正当性的本质是什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伦理”?

   (一)正当性的双重性

   韦伯(2005:41)首先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界定了正当秩序:“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这种行动真正会出现的机会,即称作此一秩序的‘效力’”。这个定义包含对行动的信念与效果的双重考虑:一方面要考虑行动者对行动怀有某种正当的信念,另一方面要考虑此信念对行动的实际效果。相应的,秩序的正当性可以由两种方式加以保证:一是靠内在的主观态度来保证,带有自愿性,二是靠对外在效果(比如利害状况)的期待来保证,带有惩戒强制性(韦伯,2005:44-45)。前者主要指情感的、价值理性的和宗教的信念,后者主要指惯例和法律。

韦伯似乎把主观信念等同于伦理规范,以区别于惯例和法律构成的惩戒性规范。所谓伦理规范,是指“一个人的态度朝向某类型的价值,且借由此信仰,他视之为支配其行为的有效规范”(韦伯,2005:47-48)。即便在缺乏外在保证的情况下,只要不影响他人利益,伦理规范也能对行动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并非所有强制性的惯例和法律都具有伦理性。但他又认为,二者的区别并不构成社会学上的真问题(韦伯,2005:47),因为在现实秩序中,伦理的实际有效性往往离不开惯例和法律的保证,本身总是带有这些成分。因此,“从社会学角度说,在某个社会群体中通行的信念,其有效性属于‘伦理’领域,还是仅属于惯例或法律规范,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该群体把哪些价值视为‘伦理的’”(Weber, 1978: 3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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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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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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