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20-07-21 0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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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定平  
是具有最高决策权的一种“超级联席会议”,参与者包括中央层面党政军、人大政协、公检法的负责人,相当于一种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联席会议。中央深改组成立后,大量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密集出台。28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均改为委员会,习近平担任各委员会主任。2018年3月2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中央深改委的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的轨道。规范与强化党组制度是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建设成果。党组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正式建立了,但是后来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曾经被要求逐步撤销。新修订的党章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组建设,2015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党的十九大之后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于2019年4月6日正式施行。本《条例》填补了70年来党内法规空白,在规定党组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重要干部任免权的同时,也明确了党组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党组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不断增强。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此后形成长效机制,这就进一步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的生动体现。

   第三是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贯彻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和完善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不是事无巨细全部由党包办代替,如果党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的具体事务,不仅会抑制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也会削弱党的领导。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就是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推动国家各机关和社会各团体独立履行各自的职能有机统一起来,实现政党-国家的相互嵌入、协同运作。根据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此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这是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政党-国家相互嵌入、发展和完善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总体设计和宏观规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设计方案,在中国共产党机构改革方面,一些党的核心部门开始接管部分政府行政职能,其中,中组部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统战部统一领导民族工作和统一管理宗教和侨务工作,原来由政府管理的这些工作调整为党的机构管理,不再保留单设的相关政府部门。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2018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党和国家机构的各项改革有利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合力,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更加成熟与定型。

   四、政治文明复兴的新前景

   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自夏商周至今绵延五千余年,其间虽有王朝更替、分分合合等许多变化,但是中国政治文明总体上维持了异乎寻常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仅中国政治文明历史悠久,更为重要的是其发达程度也令人惊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与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媲美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相对完善的政府统治体系。正因为如此,钱穆在总结中国政治得失时才说:“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相对而言,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短浅。29从秦汉经过隋唐到明清,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在吸纳与融合周边各个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并逐渐达到顶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保持了文明连续性的国家,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而且为世界文明特别是东亚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积极贡献。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不仅是东亚各国,即便是17、18世纪的西欧各国也有很多学者对中国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大加赞赏,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包括法国的伏尔泰、魁奈,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人。30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论中国》一文中夸赞中国时说:“他们的帝国组织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并明确表示中国人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值得西方学习。31

   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物质财富大量积累,军事实力显著增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到清末逐渐走向停滞和衰败。于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政治文明的看法从全面褒扬到毁誉参半并迅速变成消极否定。例如,同样是法国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这样评价:“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32黑格尔也说,中国人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大家一样是卑微的,“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33自此之后,专制主义的帽子就被西方一直扣在了中国的头上。不幸的是,当崛起的西方列强开始扩张,凭借坚船利炮于19世纪中叶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多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形成了一边倒的批判、攻击、嘲讽与谩骂。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在很多人看来可谓脍炙人口、鞭辟入里。著名学者李剑农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他把满清统治称为名实相符的君主专制政体,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来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不过到了清代,组织上更为完密。”34著名学者王亚南在分析中国官僚政治时也明确指出:中国在过去的两千余年中“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35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把矛头指向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改革不成,继之革命,终于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体制。但是,新建立的共和体制徒有其表,无论是北洋军阀时期,还是蒋介石统治的国民政府时期,专制独裁、贪污腐化一如既往,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翻开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集中体现为一种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建党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既是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创造,也是基于传统中国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从理论上来看,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创造了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新范式。传统政治学中对政治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建构大致分为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主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种是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种分析范式虽然长期主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都忽略了政党作为一种跨越了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性力量的重要作用,更未能对政党作为一种治理主体的地位具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不能解释众多的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发展中,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绩效,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注重学习借鉴这些成功经验,而且结合中国大国大党治理的实际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基于中国共产党建构民族国家、重塑社会规范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丰富和发展了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的新范式,为研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从实践上来看,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新经验,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西方政治实践强调分权与制衡基础上的政党竞争,非理性的政党竞争常常将治理危机锁定在一个无解的僵局之中。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泛滥和极端政党上台更是凸显了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的乱象。中国坚持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但提供了利益的代表、认同的凝聚、秩序的维护,也积极嵌入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创造了一种协商基础上的共治,与西方的政党竞争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一种和谐合作的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展示了中国政治文明复兴的新前景,而且将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3)郭定平:《论当代政治转型理论的背景与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3期。

   (4)何增科:《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高建、佟德志主编:《中国式民主》,第233~2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杨海蛟、史晓东主编:《传承与超越:中国政治学理论撷英》,第1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6)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第4~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第10~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第1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第1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谢茨施耐德:《政党政府》,第4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0) 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Vol.1, No.1, 1995.

   (11)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第182~2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1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第1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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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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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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