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中国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20-07-19 2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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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 (进入专栏)  
可见,唯有宗族整体利益才是需要顾及的正当价值,至于个人的诉求则可以无条件舍弃。简言之,在宗族面前,不存在任何独立个体,更不可能存在任何合理的个体诉求。

  

   当然,由于不论宗族、家族的价值诉求,还是个体的价值诉求,最终都是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也即由每一个人来具体承担,因此不论古今都广泛存在着个人言行,这其中有不少与个体自由相似的表象。例如,传统士大夫就具备某种独立的自由精神,特别是孔子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体现出“说大人,则邈之”(《孟子·尽心下》)的品格,“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孟子·梁惠王下》)的革命精神。但应当看到的是,传统士大夫所从之“道”,所守之“志”并未脱离宗族或家族的价值观念,也即其承载的是前现代的价值理想——家族主体的整体诉求,而不是为争取或维护个体的权利。另外,对于王权皇权统辖之外的内容,如百姓在吃饭穿衣中也有些许自主选择的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被容许的自主性内容,要么是与宗族或家族的伦理政治秩序暗合,要么是与之无关无碍;但凡是与宗族或家族的伦理秩序相抵牾的内容一定不会容许,比如一个女性可以选择鞋子的颜色,但不能拒绝裹脚。

  

   对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个体”与“个人”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体是现代主体概念,也即自身不仅是言行自主的存在者,而且是价值自足的存在者,个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价值主体,而不是其他价值的手段或工具。“个人”则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作为前现代的个人仅仅是整体或集体的一部分,而不具有价值自足性,其一切言行,包括看似自主自觉的言行,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实现集体的价值,而非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在王权或皇权时代,大多数个人对于家族或宗族价值的认同已经与自身的存在融为一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个人自觉为宗族或家族效力,将宗族或家族价值的实现作为自身存在的价值体现,而这绝不能表明个体自由,甚至恰恰表明个人是实现宗族或家族利益的工具。整个社会所认同的就是宗族或家族主体,所追求的价值就是宗族或家族价值。一切个人行为,包括宗主,都不是以个体价值为目的,而是宗族或家族整体利益。孔多塞直言:“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24]

  

   上述虽然表明古今自由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但并不意味着现代自由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古代自由的断裂。从中国自由观念的历史发展看,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家开始对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观念进行逐步的哲学化阐释,特别是通过孔子“仁”学的确立,孟子“性善说”的创构,赋予了每个人以仁心、善性,为人人具有“德性”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这意味着“德性”“明德”也不再是周天子——政治统治者——的特权和能力,而成为人人都具备的资格和能力,同时“德”也逐步超出君德、政德的狭隘涵义,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内容,成为一种普遍的主体价值。就此而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而专属于王族、皇族的特权则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古代自由已经逻辑地蕴涵着现代自由观念的基因,现代自由符合中国自由观念自身发展的逻辑一贯性。

  

   注释:

   [①]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4页。

   [②]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35页。

   [③]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39页。

   [④]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39页。

   [⑤]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43页。

   [⑥]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45页。

   [⑦]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36页。贡斯当对于商业之于现代自由的意义,是受到休谟的影响,休谟在《谈公民自由》一文指出,“古代政论家几乎没人提到商业”,“商业只能在自由政府下繁荣发展”。(参见[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10,第54、57页。)

   [⑧] 郭萍:《“自由儒学”导论——面向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

   [⑨]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45、48页。

   [⑩]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49页。

   [11]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传统的观点是: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这种理论虽具有相当普遍的适用性,但没有突显社会主体的历史变迁。

   [12] 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

   [13]《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35页。

   [14] 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15] [汉]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第406页。

   [16] [汉]孔国安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48页。

   [17]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120页。

   [18] [清]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第161页。

   [19]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675页。

   [20] 徐复观:《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选自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民国71年,第397-402页。

   [21]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选自氏著《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第242页。

   [22]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北京大学出出版社,2008,第1888页。

   [2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第609-612页。

   [24] 转引自[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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