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中国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0-07-19 21:09:19

进入专题: 自由观念   自由儒学   古代自由   现代自由  

郭萍 (进入专栏)  
同时还需要依靠一些原始的神学观念来维护宗族自由的合法性。

  

   2、家族自由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第一次大转型,即由宗族为社会主体的王权时代向家族为社会主体的皇权时代过渡。时至秦汉一统,封建宗法被彻底废除,其族群之首领管理的不再是宗族,而是家族。由此家族生活方式得到确立,相应地以家族为核心安排社会生活,家族随之成为新的社会主体,并通过“移孝作忠”继承了宗族宗法原则,形成了家族宗法以保障家族利益为目的。家族主体享有社会权利并掌握政治权力,也即成为自由的享有者。皇族作为最大的家族自然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各级士大夫家族按其上下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与宗族自由相似的是,家族自由也非皇帝或士大夫个人的自由,而是皇族和各级家族整体的自由。

  

   随着哲学的发端和发展,皇权时代的家族自由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支撑。例如,汉儒董仲舒不仅提出以“三纲五常”为原则的制度建构来维护家族自由,而且还以意志之“天”为根本之“道”作为家族自由合理性的最终来源,强调“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据此说明“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保障皇族自由才符合“天道”。宋明新儒学则将家族伦理观念哲学抽象为形而上的“天理”,通过建构“天理-性命”贯通为一的哲学体系加强论证了家族至上的合理性,并提出以“工夫”通达“本体”的学说,倡导通过个体自觉的克己复礼维护家族利益。显然,不论是神性的“上帝”、“天”,还是哲学性的“天理”都不过是家族主体的一种抽象化,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家族(群体)自由合理性而辩护。

  

   上述自由的古代形态在西方社会中同样存在着。例如,《荷马史诗》所描述的以人做牺牲的祭祀活动实际是一种祈求保障宗族利益的行为,这其中没有考虑作为祭品之人的个体自由权利问题,而体现正是西方古代社会中的宗族自由观念。而在轴心期之后,西方也逐步向皇权时代过渡,这在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著作中已有相应的体现。进而古罗马帝国以“君权神授”作为皇族享有自由的合理性依据,到了中世纪,神学的解释对于君权合理性的根本意义以更加强势的方式体现出来。

  

   不过,中国的古代自由还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即自西周确立的宗法制,不仅确保了宗族/家族的主体地位,而且从伦理价值的意义上,规定了各宗族/家族之间在主体人格上的尊卑等级,并据此将大大小小的所有宗族/家族勾连成一个大的有机整体。其中,王室/皇室位于伦理价值等级的最高端,也是所有宗族/家族的象征,小宗族/小家族对于个人而言是主体,但同时又仅仅是大宗族/大家族的一部分,这种小宗与大宗,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不过是个人与宗族/家族关系的扩大。我们知道,西周就通过分封诸侯“形成了一个以周氏宗族为核心、以姬姓异氏宗族为主干、以异姓异氏宗族为辅翼的宗族群”[14],其根本目的也是在于各诸侯国保卫供奉着周王室,“以藩屏周”。如:《左传·定公四年》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郑玄《诗笺》曰:“王当用公卿、诸侯及宗室之贵者,为藩屏垣幹,为辅弼,无疏远之。”[15]《尚书•康王之诰》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孔颖达疏曰:“文、武以得臣之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贤臣为诸侯者,树之以为藩屏,令屏卫在我后之人。”[16]不论是个人,还是小宗/小家,为大宗/大家而无条件牺牲才符合伦理道德,因为“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仪礼·丧服传》),这也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自由始终的一个特点。

  

   (二)现代自由:个体自由

  

   在中华帝国后期,中国社会生活再度发生了转变,如蔡元培曾特别指出:“梨洲、东原、理初诸家,则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