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海 郭萍:中国现代性与儒学的综合创造

——李翔海教授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 次 更新时间:2020-07-19 20: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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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海   郭萍 (进入专栏)   张新   《当代儒学》编辑部  

  

   编者按: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文化外来冲击的结果、还是本土内生的?这种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儒学将会怎样实现自己的现代转化?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儒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就这些问题,我们对当代著名儒家学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翔海教授进行了访谈,以飨读者。

  

  

   郭萍(以下简称“郭”):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长期从事于中国文化发展研究,对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有自己的一套独特见解。具体到儒学,您最近提出,儒学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过程分为外在冲击、内在转化和综合创造三个阶段,这是儒学理论由传统到现代的三个阶段,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据我所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学界存在“外来冲击”和“本土内生”两种不同的看法,您的观点似乎属于前者,所以您把儒学现代发展的第一阶段定为“外来冲击”。您是认为古代中国完全没有现代性因素,还是主张古代中国已经蕴含着现代性因素而外来冲击只是诱导原因?

   李翔海(以下简称“李”):我不赞成简单地区分为“外来冲击”和“本土内生”。我认为,古代中国有自身的现代性思想因素,但其自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内生的现代性。这样一个“内生现代性”是中国文明面向未来正在成就着的,而不是说中国文明早在古代就已经完整地具备了的。把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完全归结为是受西方的影响或者说“外在冲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不用多说它。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广义上归属于“内生现代性”立场的思想家,最终却是落脚于按照西方的标准在谈论“中国现代性”。

   我们以“早期启蒙”说为例。大家知道,早期启蒙说最早由梁启超先生提出,中经张岱年先生、侯外庐先生的进一步阐发,后由萧萐父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总成其说。1983年萧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明确反对中国只能命定地被现代化、被西化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的观点,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内在历史根芽,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这就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此后,萧先生又在1995年出版的与许苏民教授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对此做了更为系统、完整的论述,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可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早期启蒙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是通过“早期启蒙思潮”这一途径来接引的。比如,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跟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就没有直接的关联。接引李大钊的是“民彝史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本主义”,这是儒家思想中自孔孟以来就已经奠定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基本的是,如果过于突出“早期启蒙思潮”与宋明理学的对立性,在高度肯定“早期启蒙思潮”的同时,我们该怎样看待宋明理学乃至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

   如果从“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从梁启超到萧萐父这些中国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将早期启蒙思潮视为“内生现代性”,一个基本的理由就在于它与欧洲启蒙思潮具有类同性。可是,有趣的是,实际上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宋明理学。朱谦之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50年代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该书的核心观点做了集中阐释。他认为:欧洲的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有两个思想源头,一方面受希腊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且中国的思想影响对启蒙运动的影响更大,如果没有中国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是难以出现的。近年来杜维明先生、成中英先生等也在多个场合谈论过这个问题,而且从他们那里知道:在欧洲的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学界也有着不少学者在研究这个课题。虽然这个课题很复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宋明理学的确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在这个视野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所凸显的恰恰是中国哲学的整体性,而早期启蒙说所注重的乃是革命性。在早期启蒙说的视野下必然将宋明理学判定为“反动”的、落后,而吊诡的是,恰恰是被其判定为“反动”、落后的宋明理学对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之一。第二,如果欧洲启蒙运动确实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那么如何解释“早期启蒙说”的理解范式?如果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戴震才是真正的革命思潮,为何不是这种思潮影响了作为现代性源头的启蒙运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过多地凸显了所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到戴震的反理学性或者说反儒学性。实际上包括戴震本人在内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并不根本反对儒学本身的价值系统,而主要是批评其现实影响。特别强调“以理杀人”也不是批评程朱完全错了,而只是批评那些掌握社会权力的人利用儒学思想压迫弱小群体。简单的说,其基本立场归根结底还是内在于儒学的。这么一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得到彰显,即如果认定有内生现代性,那么这个内生现代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西方已经生成的现代性。其逻辑思路就是以西方既成的现代性标准来反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以发现是否存在符合该标准的内在因素。而实际上“内生现代性”概念指的是与西方文化有家族类似性,同时在某些根本关键点上又不同于西方从而真正体现儒学、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如果与西方完全相同,那么所追求的仍是同质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现代性只有一个,那么这个现代性绝不是已经在西方生成好的;如果是生成好的,则我们最多仅仅是一个补充,那么中华文明归根结底的价值意义又在哪里?借用黑格尔关于“真理性的意见”与“真理”的区分,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可以生成一个具有真理性的意见,我们也可以生成一个具有真理性的意见,印度也可以生成一个具有真理性的意见,非洲也是,诸多具有真理性的意见共同构成一个真理。现在所谓“内生现代性”的主张,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所体现的逻辑并非如此,它所凸显的并非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东西,其寻找的恰恰是与西方现代性完全一样的东西。这两个逻辑是不一样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在文化上一定会体现出不尽同于西方的价值取向。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探寻其在传统文化中的根芽的话,很可能不是与西方文化完全相同的东西,而恰恰是既具有家族类似性而又不同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就会体现出历史的错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观点是:第一,从一个现实的现代化运动来看,它无疑是后发的、以外来冲击为基础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第二,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的、独特的理论价值与理论特色,所以,其本身具有不尽同于西方的而又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超越特定时空从而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意义的成分。而这样一些成分可以成为我们面向未来逐渐成就我们自身现代性的思想根芽和资源。这这个意义上,既不是已经有一个内生的现代性,也不是最终完全从西方移植,而是说传统内部只具有一些根芽,而哪些根芽能够最终参与到我们现代性建构过程之中,还要等到历史本身来回答。所以,以此来看,我们今天的综合、创造才有其价值与意义。

   郭:您刚才提到一点,您特别不同意那种把西方现成的现代性完全移植过来的观点,我们中华文化有其自身特质,但我们之所以在现代性前面加上“中国的”或者“西方的”等限定词语,意味着“现代性”本身具有一个普遍性的特质,您认为现代性最根本的普遍特质是什么?

      李:这个普遍性的特质肯定是有的。但它究竟是什么?是不是西方已有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就直接等同于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我不这么认为。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应当是体现了西方式现代性、中国式现代性、印度式现代性……共同之基本精神的,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个共同性的东西还是正在“生成着”的而不是已经“生成了”的。当然,由于现代化源起于西方,西方式的现代性肯定与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西方已经生成的现代性的三大特征是理性精神的凸显、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进步历史观的出现。这里面就有与中国文化不一样的内容。比如理性精神的凸显当然是整个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基石。马克思·韦伯有一个很明确的提法,即现代性是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18世纪的思想家高度呼唤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兴盛,但两三个世纪之后的结果恰恰是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在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面,也大体上得出了与韦伯近似的结论:追求经济利益的冲动遏制了宗教性的追求。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如果最终像西方那样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那么,中国现代性生成的结果与西方就会是同质的。从历史事实看,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也的确是某种与西方同质化的过程,所以已经出现了与西方类似的问题,比如意义的迷失、人的本性的异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都与丢弃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关。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文化中是有着丰富的价值理性资源的。怎样在中国现代性中达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而绝不能简单照搬西方。

   西方个人主义在文化精神上与中国文化之间体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差别。因为西方的个人主义背后有一个上帝,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人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根源,父母虽然生我、养我,但是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生命的根源。父母之所以生养子女,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人有责任延续社会的发展。西方人不会说我的生命是父母给我的,所以要对父母感恩戴德,他们只会把对生命的感恩戴德仅仅指向上帝。因此,只敬拜上帝,但绝不允许敬拜父母。西方基督徒如果在敬拜上帝的同时敬拜父母,那就是崇拜偶像,是对上帝的大不敬。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的。首先,在成熟的中国文化精神中没有人格神的观念。其次,从直接的生命来源来讲,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父母给的,所以我们对父母感恩戴德。我们的祖先崇拜、为祖先尽孝都是源于这里。这个方面是十分不同的。如果中国彻底实行个人主义,就完全丧失价值依凭,每个人将会沦为丧失根源的存在。为什么在西方父亲和儿子完全可以平等呢?就是因为西方的上帝观念,因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社会权利方面父亲和儿子是完全平等的。但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人敢于说我要和上帝平等,因为上帝乃是他们生命的根源。反过来看中国,儿子和父亲之间完全平等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的文化观念一直认为(至少过去)父母是子女生命的根源。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完全和自己的父母平等,那就相当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下寻求和上帝完全平等一样;如果和上帝完全平等是僭妄想法的话,那么,就别指望在中国的价值系统中认为子女可以和父母完全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简答地说: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能够做到完全平等,我们中国人就完全做不到?不能直接从上述事实直接过渡到价值判断,这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的差异。

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也是如此。到了现代社会,西方现代性中的“进步的历史观”演变成了线性的进步或增长观念。中国文化中的历史观是非线性的,并不追求直线式的进步或增长。今天,西方已经逐渐抛弃线性的社会历史观,我们为什么还要“照单全收?事实证明,线性的增长观地球首先受不了。有一种说法,如果全球都变成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几十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为什么今天关于大气污染、减排等的谈判总是无果而终呢?直线式的、进步的或增长的社会历史观在背后起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它的确起着正面的作用,使得人类两三百年以来所获得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此前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今天为止已经变得异常紧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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