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 “儒家人格主义”之省察

——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评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20-07-18 21: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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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 (进入专栏)  

  

   (原载《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

  

   [摘要]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提出了一种儒家现代性人格的范型——“儒家人格主义”,并以此为核心来阐明儒家自由主义的特质及其发展途径。对此,笔者认为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依据是宋明儒学的“天理”,其实现的途径是程朱理学家的“新民”主张,这都与其倡导的现代性人格相背离。究其原因在于狄柏瑞没有真正意识到儒家人格的时代转变问题,更未能从时代转变的维度上认清宋明儒学内部的分歧。

  

   [关键词] 儒家人格主义 狄百瑞 现代人格 新民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①]为探索儒家的现代自由问题而撰写了《中国的自由传统》[②]一书,意图为中国现代自由的发展找到传统文化的基础,让现代自由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形成一条本土化的发展道路。所以,他首先强调自由是中西两个传统中的共同价值。他说:“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唯有存在于过去的西方,认为它是舶来品、不能与中国的生活及生活方式融合的话,那么这也可能因此反而破坏了让它从自己的根本自然地滋长的机会,也破坏了近日世界和平生存而必然要接受的文化交流。”[③]为此,他声明:“我将集中讨论那些渊源于传统儒家但同时也朝着‘近代的’‘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观念。”[④]在此前提下,狄百瑞特别强调儒家自由主义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某些独特的、甚至更为优良的品质,因而可以西方自由主义中的极端个人主义缺陷。

  

   相对于问题本身,狄百瑞的独到之处在于其论述角度。他并没有围绕人权、权力、民主等等一些自由主义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展开,而是特别地提出了“儒家人格主义”的概念,也即一种与儒家自由主义相匹配的人格范型,并以此为中心论述了儒家自由主义的特质及其发展途径问题。对此,笔者充分肯定这一概念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要知道,现代自由总是现代主体的自由,任何具有现代自由观念的主体必然首先具备现代性的人格,因此,发展现代性人格本身就是发展现代自由的一项核心内容。不过,笔者同时发现,狄百瑞所谓的“儒家人格主义”实质内容还是一种宋明儒学所提倡的传统道德主体,其中虽然也彰显出某种个体自主性,但直接将此作为一种与现代自由发展相匹配的儒家现代性人格却是不恰当的。

  

   一、“儒家人格主义”的初衷:儒家现代性人格的范型

  

   “儒家人格主义”是狄百瑞针对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体现出的个体主义而提出来的概念,旨在强调儒家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人格特质。那么,为什么人格问题与自由问题直接相关呢?笔者认为,这根本是因为两个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自由是主体的内在必然性,或者说自由就是内在于主体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主体的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自由问题实质上就是主体性问题。进一步说,形上层面的自由乃是绝对主体性问题,形下层面的自由乃是相对主体性问题。狄百瑞所探讨的儒家自由观,主要聚焦在现实的政治领域,属于形下层面的相对主体性问题。[⑤]

  

   反观人格问题的实质亦然。人们通常从心理领域、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对人的主体特质做归纳,另外还有不少解释是从法律、经济等领域做的归纳。但无论怎样,所有的解释无不表明,人格实质表征着一种形而下的主体特质,即相对主体性。据此而论,儒家人格就是身为儒者所具有的主体特质,也即儒家的形下主体性问题。狄百瑞以“儒家人格主义”为中心探讨儒家自由观是有根据的,即要通过阐明儒家现代性的主体特质来体现儒家现代自由的实质和特点。事实上,从人格角度讨论自由问题并非狄百瑞的独创,历史上早有不少思想家从这一角度直接或间接讨论过,例如黑格尔就认为真正的自由与普遍的人格确立密切相关。[⑥]这表明,确立儒家的现代性人格确乎是儒家现代自由发展过程中一项绕不去的内容。

  

   当然,狄百瑞主要是出于发展中国现代自由的意图而提出“儒家人格主义”的。所以,他首先指出,自由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个体自由,它直接体现为不受独裁权威的宰制,因此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而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个人的自主性或‘顺性’这类观念实不陌生[⑦]中文的“自”常与“己”“身”或“私”等字合用,就是指“自我”(self);而且在中国古文中“自”也有“由、从,或出自”的涵义。由此,他认为儒家传统也具有个体自由的观念。他又进一步强调说,在西方,自由主义所体现出的个人主义是互不相关的孤立的个体; 而儒家思想中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却与此不同,它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他人互动关联的,在保持个体自主性的同时,更体现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爱,具有人道主义特质。狄百瑞认为,儒家的自由观正是通过“新儒家之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⑧]体现出来的,并把这种融合了人道主义的儒家个体主义称为“儒家人格主义”,其突出特点是“个人与他人之间,与生物的及历史的洪流之间,与道的有机进程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关系”[⑨]。可以说,狄百瑞提出的“儒家人格主义”是一种儒家现代性人格的范型,意在体现儒家自由观的根本特质。

  

   二、“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儒家前现代人格的副本

  

   在狄百瑞看来,儒家人格主义是一种现代性人格,且早已体现在宋代新儒学当中,并经由元明的平民化推广运动得到了普及。也就是说,现代性人格乃是孕育并脱胎于传统儒学的。不过,他认为“儒家人格主义”,“在道德上是传统主义者,但他们在政治上则是改革主义的人。因此他们实际上正符合了我们一路讨论的自由的新儒学的基本条件” [⑩],而这种人格通过黄宗羲的综合达到了完满。不过,这样的“儒家人格主义”是否能代表一种现代性人格却是需要深入辨察的。狄百瑞强调,儒家人格主义的“关键性的观念是‘为己之学’、‘自得’‘自任于道’以及程朱思想中与‘自我’有关的观念”[11]其中,自任与自得“这两个观念所表达的是一种道德和文化的个人主义”[12]而“为己之学”就是要“学为圣人”、成为理想的自我。毋庸置疑,这些内容通过一番现代性的阐释大有发展出儒家现代性人格的可能,值得我们珍惜和挖掘,但需要指出的是,宋明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它们所指向的是一种前现代的圣贤君子人格,其中不乏与现代价值相抵牾的内容。而对于这一深微关键处,狄百瑞似乎毫无觉察。

  

   (一)宋明儒学的心性观念并非儒家现代性人格的本体依据

  

   中国哲学中的人格不只是常识义和心理学层次的,更是义理层次的,人格的完成即是义理的完成,也就是哲学的完成。所以,我们看到狄百瑞对儒家人格主义的论述并没有局限在形下层面,而是直指儒家哲学的义理,即儒家人格主义的本体依据问题。在他看来,宋明儒者既是儒家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保守者,也是传统社会制度的革新者,而其根本依据是宋明儒学的心性本体论。他说:“所谓‘自由主义者’一词可以是‘改革者’的意思——敢于与现存否定人有实现其合理需求与欲望之机会的不公正政府相抗衡的‘改革者’”,[13](此引文前半句刊出时删略,特补正)这种革新意识根本上是出于宋明儒者重振“道统”的“心性”自觉。[14]宋明儒家“强调心之自主,又认为个人直接可以‘得道’(‘道学’一语隐含了个人有诠释‘道’的权威),”[15]这可以表明个体之“心”对于承载传统道德价值的“道统”的传承具有关键性作用,而且宋儒还对“道统”做了创造性的诠释。如此一来,“个人对于传承的文献与经典传统获致更大自由的基础就奠立起来了。”[16]

  

   应该看到,宋明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一派,通过对良知本体积极彰显了个体的自主性,对此李泽厚也曾指出“王的中心范畴(‘心’)则是潜藏着某种近代趋向的理学末端。”[17]但不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就其‘本体论’看,两派都传承思孟以来的正宗心学,即都承认关于心性本体的先验设定。”[18]这个先验设定正是宋儒所要重振的“道统”。这意味着宋明儒学所要维护的最根本价值并不在于个体性的“心”,而在于普遍流行的“道”,个体性的“心”的存在价值根本在于是否自觉自主的体现了“道统”,而其自身并不具有独立价值,更不是目的性的存在。所谓“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遗书》卷第十八)唯有“道统”才是至上的价值。据此可以看出,狄百瑞虽然以个体“心性”为儒家人格主义的根据,但实际又以宋明儒学所理解的“道统”为根据的根据,可以作为社会改革与人之更新的泉源。”[19]这意味着“道统”才是儒家人格主义真正的本体依据。

  

   然而,这个“道统”的实质又是什么呢?宋儒自认为,孟子之后,“道”之不传久矣,直到北宋道学家才复兴接续了“道统”,而后在程朱的继承发扬中,又体贴出一个“天理”作为道统的代名词,并赋予其新的诠释。由此,宋明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是通过“理”的权威,重新确立起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和生活的意义,“天理”就是其所传之“道统”。那么,何谓“天理”?理学家们以《礼记》所言“礼者,理也”为根据,表明“天理”就是传统“三纲”伦理的形上化表达。在程朱理学中,相关论述比比皆是,例如:“天下只有一个理”(《二程遗书》卷十八),“天理流行,触处皆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朱子语类》卷四十),“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二程遗书》卷五),“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读大纪》)。

  

   显然,君臣父子等帝制统治下的伦常道德观念正是“天理”的实质内容,而此“理”由天道之必然,落实为人性之必然,就给人的存在设定了先验的必然性,这意味着普遍的“天理”比个体的“心性”更具有逻辑先在性,它既是个体自主性恰当与否的标准,也是个体发挥自主性的根本意义。特别是被狄百瑞喻为新儒家哲学“圣经”的《性理大全》,尤其强调唯遵从“天理”才能保障个体“心性”不至于堕入利己主义,其实质是以“天理”根本宰制、乃至消解了个体的自主性,其极端的主张就是以“天理”革除“人欲”,以“道心”压制“人心”的思想。这显然与现代性人格的特质和发展现代自由的理想背道而驰。

  

   当然,狄百瑞也指出,宋儒对儒家道统做了某种创新性的诠释,而且落实为现实的改革,但要清楚的是,他们实际改变的只是君主专制之下具体的施政方案和制度规范,而不是要颠覆以“三纲”为基本内容的前现代伦理、政治。事实上,宋明儒者虽然也具有某种参政的自觉,但其倡导的“新政”“变法”还都是以“皇极”为归旨而展开的,其根本目的是还是为更好地巩固传统的家族伦理以及相应的皇权统治,因此还是与现代价值格格不入。

  

   总而言之,宋明儒学的心性本体论兼具开新与保守的两面性,而狄百瑞没有意识到其中保守性的内容对于现代性价值的危害,直接以此为儒家人格主义的本体论依据,而无法在积极批判的前提下继承发展宋明儒学,因此根本无法为现代性人格奠定哲学基础。

  

   (二)宋明儒学的“新民”主张并非儒家现代性人格的实现途径

  

如果说儒家人格主义代表着一种儒家的现代性人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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