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 “儒家人格主义”之省察

——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评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0-07-18 21: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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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也是以“面向事情本身”为口号的当代哲学的基本态度。

  

   据此而论,“生活造就了我”这句俗语已经昭示了,正是由生活本身这个大本大源给出了作为主体存在的“我”。笔者基于“自由即主体性”的理路,认为前现代的生活造就前现代的主体,因而就存在着前现代的自由、前现代的人格;但那毕竟还不是现代性的人格、现代性的自由。因此,当生活的衍流样态呈现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时,人格和自由就会发生现代性的转换。而这种转换不仅发生在西方社会,也发生在宋明以来的中国社会,因此在中西之间现代性人格具有某些普遍一般性特质。

  

   所谓现代性人格的一般特质是指个体作为现代社会主体,既享有个体权利,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体。其中,个体权利是个体现实的成为自由主体首要内容,唯有在个体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个体才具有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和责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个体对于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乃是个体权利内在的涵项,它同个体权利一样也是个体主体性的直观体现,也唯有个体自觉承当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才能使其自身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得到充实的体现。这种权利与责任的并存统一的个体特质正是与现代自由价值相匹配的现代性人格的一般特质。

  

   不过,基于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儒家对现代性人格的理解又有其独特性。我们知道,儒家以仁爱作为理解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生活本身就是仁爱。站在儒家立场看,正是由仁爱生活造就了现代性的个体主体,因此个体的权利与责任都是源于仁爱,也就是说个体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都是一种爱己、自爱的体现。而且儒家认为,现实中的爱己、自爱行为,其根本依据也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依赖的先验的道德律令(实践理性)或者经验的功利计算(工具理性),而是在于个体性的良知本体。这种以个体良知为根本依据充实起来的现代人格乃是儒家与西方现代性人格的根本不同。

  

   对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作为现代性人格所依据的良知,并不同于宋明儒学中的良知本体观念。如前文所论,阳明心学以个体良知通达天理的工夫论,开启了通往现代的可能性,但在本体论上,所通达的“天理”却是以前现代的“三纲”伦理为实质的先验观念,所以,这样的良知本体虽然落实到个体上,也还是无法确证现代价值的。对此,与狄百瑞交往甚密的现代新儒家也曾通过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良知本体做了现代性转化,但由于他们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儒学的先验进路,最终还是留有诟病。而今,笔者强调儒家良知本体的重建,必须以现代性生活为大本大源,这意味着当代儒学的良知本体不再以某种现成的道德规范为前提预设,而是相反,现代社会道德伦理的建构和儒家现代性人格的塑造都是以良知本体为基础和根本依据的。

  

   诚然,儒家现代性人格的确立不一定意味着现代自由的完全实现,但在现实中,它却是发展儒家现代自由的积极的内在动力。就此而言,狄百瑞通过对“儒家人格主义”的思考和努力开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维度,我们很有必要在这方面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①]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高贵与文明》(2004),《亚洲价值与人权》(1998),《为己之学》(1991),《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1988),《中国的自由传统》(1983),主编《中国传统资料选编》。

  

   [②][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中华书局,2016年再版。本文采用的是2016年再版版本。以下仅注书名、页码。

  

   [③][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33-134页。

  

   [④][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1页。

  

   [⑤]郭萍:《“自由儒学”导论——面向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

  

   [⑥]参见俞吾金《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复旦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2页。

  

   [⑦][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56页。

  

   [⑧][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0页,对应该书的第三讲《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

  

   [⑨][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55页。

  

   [⑩][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07页。

  

   [11][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2页。

  

   [12][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88页。

  

   [13][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9页。

  

   [14][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21-25页。

  

   [15][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24页。

  

   [16][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25页。

  

   [1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

  

   [18]黄玉顺:《儒学的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

  

   [19][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25页。

  

   [20][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37页。

  

   [21][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34页。

  

   [22][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34页。

  

   [23][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35页。

  

   [24]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2期。

  

   [25][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06页。

  

   [26][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5页。

  

   [27]在此笔者援引的是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基本观点,该理论从最本源的意义上揭示了一切主体(包括主体性观念)如何可能的问题,即本源生活领悟给出一切存在者(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第113-128页。

  

   [28][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18页。

  

   [29][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第25页。

  

   [30]如康德所说:“这个启蒙除了自由,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即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参见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选自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4页。)

  

   [31]近年来,笔者尝试建构的“自由儒学”实质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种开展。参见拙文《“自由儒学”纲要》,《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自由何以可能》,《齐鲁学刊》2017年第4期。

  

   [32]笔者提出“自由儒学”的理论路径为“溯源—重建”,参见拙文《“自由儒学”纲要》,载于《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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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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