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忠:关于新中国政治文明与政治类型的思考——兼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20-07-18 08: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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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  

   【内容提要】 新中国的政治文明是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的新的政治文明。它脉接于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国情,不断形成和完善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并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所充分证明。本文着眼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国”和“治国”的伟大实践,考察新中国政治文明的一系列重要内容的生成、丰富和完善。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意义,在于形成了一套与西方“政党政治”不同的“人民政治”的制度系统和政治文化。自觉抵制和消除自由主义的影响,与坚持、完善和发展“人民政治”,对于中国人民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一样重要。基于“人民政治”立场,本文认为共产党之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在于它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以“政党政治”的概念去界定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是不合适的,也是消极、有害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政治文明,人民政治,领导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①这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准确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政治文明发展逻辑的深刻揭示。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说,是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它不仅接脉于马克思主义,更根源于近现代以来的基本国情,不断形成和完善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之中,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所充分证明。

   一

   中国共产党崛起于中国的历史舞台,是中华民族艰难复兴道路上的新坐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革命活动的主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新中国,为国家新生和民族复兴奠定全新的政治基础。这一主题某种意义上是对孙中山未竟的“建国”之业的接续,②但其实践的过程却充满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智慧和创造,并从中探索和创造出一系列基于国情、顺应世情的政治成果,奠定了新中国走向“人民政治”这一崭新政治实践形态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一)创建新型的革命政党,形成党领导人民的新型政治文化

   革命,就要有个革命的党。这既是孙中山晚年刻骨铭心的认识,也是他晚年积极推动改造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的理解而形成的高度自觉。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党”的理解,具有许多不同于孙中山思想的特质。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它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曾经有一个解释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无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其实,进入中国历史的场域,民族资产阶级总体上看是脆弱的。来自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资本的双重压迫,确实使它难以独立生存。因此,许多民族资本家总是在复杂的矛盾心态下,与军阀官僚和外国列强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甚至“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孙中山作为一名革命家,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时空下,也不得不经常周旋于列强国家和不同派系的军阀官僚之间,去寻求各种可能的支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于危机深重的中国来说,真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解放出来,非得有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并具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自觉的群体不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锋队性质的政治性界定,并非对于其成员的实际构成状况的强调,而是给出这个党不断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型塑自身的目标。历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以此作为政治和道德的标准,去教育、整顿和规制全党的,使之成为在中国革命中永不懈怠、勇于担当又与时俱进的政治集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建设的革命党,不是包打天下的救世主,而是领导人民起来革命的革命领导党。它实际上是一个基于新的哲学基础的新型革命党。这是革命党理论的一种新的主张。

   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严格的组织形态要求。它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学风要求。在组织形态上,它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并在这个组织里,接受党的训练,参加党的活动,缴纳党费,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完成党的任务。这不仅把中国共产党为主义、为信仰而立的特性充分体现出来,也把它与松散的“知识者学会”,以及“空想的革命团体”、无政府主义组织,尤其是“乌合”的会党等等区别开来。中共二大特别强调,“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③,否则“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④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特质,使其内部具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和步伐一致的行动伟力。

   再次,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哲学信仰。强调党是先锋队,同时明确地反对“精英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鲜明特质。孙中山要建立“民国”,要拥戴民众当“皇帝”,晚年也提出“扶助农工”等主张,但他灵魂深处的历史观底色却是“群众阿斗论”“群众失能论”。因此,他的政治观是俯视百姓的,他常常扮演的角色是“救世主”。这种“精英史观”使孙中山看不到推动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在于群众,所以,孙中山在革命中不愿意过多地做群众的工作,革命常常被演绎成在列强国家和不同军阀派系中寻找支持的投机活动而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与之不同,一方面它以先锋队的要求去塑造这个党,使它成为特别能战斗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它真诚地信仰“人民史观”,或叫做“群众史观”。它光明磊落地宣告,中国共产党唯有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而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它自觉地以群众为基础。中共二大就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⑤它视群众为英雄,把革命事业变成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过程,革命实际上就是群众的事业,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这种革命观的转变和实践,是中国新型政治形态和新型政治制度文化形成的根本基础。与之相适应,不断生成出一整套关于“人民政治”“群众路线”及“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与“政党政治”不同的“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及“政治建设”等等的体系。可以说,新型的“人民政治”的全部根据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史观”的信仰与践行之中。

   (二)创建一支以“主义”为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

   孙中山一生革命却屡遭奚落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一支真正为革命而战的“革命军”。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军的实践,是在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后才开始的。毛泽东曾经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落后于孙中山。然而,自从独立建军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不断排除干扰,自觉地朝着建设“人民军队”的方向前行。建军问题的重要性,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⑥“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⑦问题是,如何实现把军队建设成为服务于革命的人民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抓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把这支军队定位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政治任务”之一,毫无疑问是打仗以消灭敌人。因此,这支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提高战斗力,永远是它的第一要务。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依然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⑧他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⑨问题就在于,“革命的政治任务”并非仅仅就是打仗。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革命是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因此,这支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甚至认为,“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⑩在这一意义上,这支军队又应该是革命的群众“工作队”。同时,这支军队与雇佣军性质迥异,军人参加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谋生,而在于人民和民族的解放。因此,它与人民、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它还要不失时机地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甚至要有组织地开展主要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劳动,如延安时期著名的“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前后大规模的军垦活动等等,都是这支军队艰苦奋斗的辉煌记录。因此,这支军队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等规定,决定了这支军队不是也不允许是单纯执行军事任务的集团,而只能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第二,确立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建军初期,就士兵队伍而言,毛泽东曾经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而且“游民成分太多”。11干部中,有不少原来就是旧军队的官长,也有部分营、连、排级干部是被红军俘虏后提拔的。所以,“封建军阀”那套观念和做法“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12。扭转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确立党的组织进入军队建制,并确立起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3在红军时期,作为贯彻这一原则的探索,建立中共红军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以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及根据地建设。因为正如前述,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还是生产队等,打仗仅仅是这支军队的任务之一,所以,军事首长自然也就仅仅是红军整体任务中一个方面的领导者。同时,红军的各项重大工作也拒绝单纯的“首长制”,而实行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4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关于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时指出:“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15在这里,加强党的领导与更好地开展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有必要指出的是,红军时期的前委的领导,不是前委书记的领导,而是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6可见,这里探索的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机制。一方面,这一制度的践行,有利于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也提供了防止通过个人专权而走向军阀主义的机制,使“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制度上得到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军队的基层采用“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制,使党的领导具有落地基层,动员、组织和带领基层行动的基础。不仅在打仗时,党支部在基层士兵中发挥凝聚力和主心骨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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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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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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