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何为“暗默知”?向根底里反思——读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2 次 更新时间:2020-07-16 23: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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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中国思想史》《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宅兹中国——重建有关“ 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

  

  

   摘    要

   这是对日本学者羽田正教授新著《全球化与世界史》的评论。《全球化与世界史》一书不仅重新检讨日本的现代史学,还反思如今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若干基本预设,并且特别指出,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都会有习而不察的“暗默知”,学者应当对这些“暗默知”进行反思,并在这种反思基础上重新出发。同时,此书不仅讨论新世界史的叙述应当如何“唤起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意识”,而且还以四个世界史横断面重新勾勒1700年以来全球帝国的演变过程,试图现身说法,纵横交错地重构一种新的世界史叙述。作者的这一努力,实际上是试图超越国家、族群和个人局限,既站在本国“主场”又超越本国“视界”,重新书写日本视野中的新世界史。

  

   引言:思考世界史研究的“暗默知”

   历史学家的职业,就是回顾以往的世界、国家和人们走过的路,所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追根究底,不仅追溯历史本身,而且追溯历史叙述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当他反思历史的时候,也质疑形成历史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一,为什么历史是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第二,为什么历史要这样论述而不那样论述?第三,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历史论述,而不相信那个历史论述?英国的历史学家科林伍德(1889—1943)在《自传》中,就曾经用比喻来批评某些学者,说他们总是不提供有关历史论述的根基,这就如同告诉读者“世界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但他希望人们不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是什么”。有意思的是,这个比喻和中国宋代理学家程颐的故事很接近,《伊洛渊源录》中记载程颐面对着桌子思考时,也向他的老师问了追根究底的问题,“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大地安在甚处”。不过,和科林伍德所说的那些历史学家不同,据说程颐的老师给了他答案,也给了他启迪。

  

   我读日本著名学者羽田正(Haneda Masashi,1953—)教授的《全球化与世界史》时,就感觉到,当一个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而且这种反思不只是针对历史,更是针对历史论述的根基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大象的东西”或者“大地安在何处”,同时也不得不对过去习以为常的历史论述,做一番重新检讨。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想,羽田正所面对的,不只是日本从明治、大正、昭和、平成以来百余年的学术积累,他也不得不面对19世纪以来全球的现代历史学传统,甚至还要重新检讨当前,也就是21世纪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在书中,他把这个安放大地或支撑大象的“基本预设”,叫作“暗默知”(あんもくち),在中译本中,这个词被译成“默会的知与识”。我查了一下辞典,“暗默知”在英文中是“tacit knowledge”,也就是我当年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说的“不言而喻的预设”。据说,这个词是一个叫波兰尼(Polanyi)的学者在1958年提出来的。不过,羽田正特意解释说,暗默知不仅有“知识”(knowledge),还有“意识”(consciousness),也就是说,这个“暗默知”应当是在所有的知识、经验和直觉之下,支撑着一切理解的前提。这个安放大地或支撑大象的东西,也许在哲学家看来,似乎有点儿像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所谓的前理解”(Vorverstandnis)。

  

   那么,在羽田正面对的世界史研究领域中,他觉得需要反思的“暗默知”是什么呢?

  

   01

   在全球化背景中: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处境

   正如书名《全球化与世界史》所显示的,羽田正思考世界史的问题意识,首先与当下的全球化趋势有关。

  

   当然,现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出现了种种问题,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凸显了全球化的困境,甚至有人预言,一个“逆全球化的代”即将到来。但是无论如何,15世纪以来的近六个世纪,仍然可以看作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在历史学家看来,全球化首先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按照我的理解,如果说15世纪的大航海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那么,从16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来到日本和中国,东亚就逐渐被整编到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全球化历史过程中,同在东亚的日本,比中国更加迅速地融入世界,也许,这是因为日本并不像中国那样,对异文明有“整体主义”和“改造主义”的传统,日本的“受容”和“变容”往往采取实际态度的缘故。无论是早期接受汉唐宋的华夏文化,还是16世纪后期相当令人震撼的天主教皈依潮(当然也有后来的禁教),无论是流行、实用的南蛮医学或兰学(当然江户时代还有更重要的程朱理学),还是也可以叫作“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如新井白石(1657—1725)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和西川如见(1648—1724)的《增补华夷通商考》都是如此。我们看到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曾积极地拥抱世界,这一点似乎比中国、朝鲜和越南更迅速、更顺畅。尽管明治时期也有过“脱亚入欧”和“亚洲主义”的一波三折,“二战”时期也有过所谓抵抗欧美和倡导“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潮,但总的来说,这100多年里,日本显然比中国更愿意融入源自近代欧洲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日本通常用“ダ口バル化”直接翻译英文“globalization”)对于日本来说,似乎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确实是这样。作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东京大学主管外事的常务副校长,同时也作为一个深知国际学术资讯的世界史学者,羽田正在书中列举的若干日本学界的现象,就说明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在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时,都曾经试图大力推动日本科学与人文的“国际化”。而为了这种“国际化”,日本政府和有关机构也曾使出浑身解数,包括推动大学的国际排名,争取更多的诺贝尔奖,增加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等。这在日本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共识。但还是让我有些吃惊的是,羽田正在书中提到,日本官方居然会发出“我国大学全球化的迟滞程度已达危机”这样的严重警告,而著名的学术振兴会,甚至罕见地直接指责日本的人文学者,“在当今国际化的时代中,大多数研究者不能自如运用英语(或相应的语言),这一现状乃是我国人文科学的致命弱点”。日本的这种似乎不能融入全球化,就等于自绝于世界的危言耸听,看上去是那么焦虑和紧张,这让我想起当年中国曾经流行过的“落后就要挨打”和“会被开除球籍”等言论。

  

   可问题是,全球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要进入世界知识系统就必须用英文(或相应的语言)写作?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难道一定要有和西方学界一样的问题意识和论述策略?显然,羽田正对于全球化,尤其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追求的国际化趋势,保持着冷静的思考立场和批判态度。我与羽田正有十几年的交流,据我了解,他是一个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他当然知道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必须超越国界去思考,也当然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确实需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共通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融入国际语境,这也就是中国学者熟悉的所谓“预流”。不过,同时他也特别警惕,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国际化,就是欧美化?为什么这个国际化,不是他化过来,而偏偏是我化过去?为什么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能用日语表达日本的思考,而一定要用英文?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人文学术的全球化趋向,会不会使得日本从此失去“主场”,也失去自己的“言说”?

  

   更何况,欧洲人文社会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暗默知”,也就是需要反省的思考前提,其实存在偏见,未必那么适合“世界公民”或者“地球居民”。那么,为什么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定要完全接受它呢?具体到世界史研究来说,就是当日本学者在撰写世界史的时候,他怎样才能避免来自欧洲学界的“暗默知”,使得这个世界史既有全球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又具有日本学者和日本语言才能呈现的论述立场和问题意识呢?

  

   02

   “暗默知”:人文学术难以回避的前提

   在第二章里,羽田正曾提到他的一次经验。

   2015年,他在德国某大学参加为“Excellence Initiative”(卓越创造)计划而召开的全球有识之士座谈会。他注意到,德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分类表分成五列。其中,第二列是“文化人类学,印度学及比较宗教学,中国学,朝鲜学,日本学,伊斯兰及东方学”;而第三列是“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近代史,地域史,东欧史”。这表明,在德国同行的心目中,“本国与‘欧洲’的相关研究纳入一个体系,并将该体系与‘非欧洲’相关的研究,明确地进行区分,而这种区分最终形成了学科领域二元对立式的体系化”。羽田正把德国这种学科体系与日本进行了比较,众所周知,日本从明治时代那珂通世(1851—1908)提议之后,历史学已经形成“本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的三分天下。尽管东京大学历史学科以及现代日本的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深受德国学者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的影响,但毕竟东京大学是日本的大学,所以,它还是形成了和德国不同的历史分类,而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分类背后,就有欧洲和日本各自都未必自觉的“暗默知”。

  

   学科分类本身的意义,就是为了给知识建立秩序,而建立知识秩序的背后,则是提供思考的价值和等级。以前,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就曾经在《词与物》的前言中,以一个据说是他杜撰的,即所谓赫尔博斯“中国百科全书”(une certaine encyclopedie chinoise)的动物分类,说明不同文化就有不同的知识秩序和观念基础。也许,正是因为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或西方)学术有这样“欧洲vs.非欧洲”的这种“不言而喻的前提”,所以,如今欧美各个大学才有那么特别的“东亚系”。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西方各大学里往往东亚的历史不在历史系,东亚的文学不在文学系,东亚的思想不在哲学系。羽田正在书中就列举了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以及亚洲各大学的“亚洲研究”,指出这些大学学科的分类背后,其实都有各自区分“自我”和“他者”的意图。

  

显然,学科分类并不只是为了院系分类。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欧洲vs.非欧洲”的分类,又带来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这样的价值区别。正如羽田正所说,“对于当时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属的‘欧洲’这一空间,包含了他们所信仰的所有正面价值观,如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与此相对,非欧洲则充斥着诸如停滞、不自由、不平等、专制、迷惘等负面的价值。两者虽共存于地球上,但是两个完全异质的空间。(由于)当时西欧国家陆续对非欧洲国家进行了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这一事实似乎可以为这种二元对立世界观的正确性进行背书。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群体,存在毫无理由的优劣之分,其中‘欧洲’人在所有方面都优于‘非欧洲’人”(第二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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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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