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雄 高慧媛:传统学术中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价值——李心传史学研究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20-07-16 02:20:48

进入专题: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历史考证  

施建雄   高慧媛  

   摘要:史著中的自注考异形式虽然开创自司马光,至李心传撰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时,则将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是因为,李心传已相当自觉地做到了从思辨的角度进行探索,并已涉及现代学术研究中的诸多意涵,包括问题意识、观察视角、手段运用等等。因此,他的史著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传统史家判断历史真实性的钥匙,同时还上升到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思考,进而归结到方法论层面上的总结。

  

   关键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历史考证;方法论

  

   作者简介:施建雄 高慧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宋代学术除了理学之外,还有经史考据之学,考据方法较以往也有了质的飞跃和发展,因而为传统学术研究的推进开辟了一条新路。就史学领域而言,司马光在组织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创立了考异自注式方法,李焘和李心传则分别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继承发展了司马光的治史路径。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晚年受宋理宗起用为史馆校勘,专修《中兴四朝帝纪》,后官至工部侍郎,史称其“有史才,通故实。”他撰写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后人指“大纲细目,粲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读是书者亦可服膺井研史学之精不减龙门矣。”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此书200卷,编年纪事,起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其宏博而有典要,非熊克、陈均诸人所能追步也。”该书叙述了高宗朝36年的史事,并仿照《资治通鉴考异》的作法在正文之下附有考注,对相关史事或考辨其真伪或胪列诸异说。当代不少学者或针对《要录》的取材、编纂和流传,或对李心传综采异同、考辨真伪的成果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和总结,但都偏重于文献学角度。对其考证方法的灵活多样性特点,以及由探讨历史叙述主观性问题上升到史学层面的反思等,学术界目前少有涉猎,这是本文所着重探讨的。

  

   一、系统而又严密的研究体系

  

   从历史记载的时空要素入手进行比较分析是李心传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层次,在此基础上由表及里对历史叙述中相关内容进行逻辑判断是其历史研究的第二层次,由内到外对其史料来源进行路径区分是其历史研究的重要补充手段,由此构成了一个系统而严密的研究体系。

  

   (一)对时间要素所进行的比较分析

  

   历史记载本身就是按照历时性原则进行叙述的一项实践,时间记载的正确与否是判断历史叙述真实与否的一个关键要素。对此,李心传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是发现错误,即搜罗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以揭露原有时间叙述上所存在的矛盾之处。宋国史《钦宗实录》建炎元年(1127)三月叙李宗得张邦昌伪号文、伪赦文、金人伪诏,及迎立孟太后布告各一张;三月廿三日的记录又说元帅府采纳黄潜善的建议欲护送康王至宿州驻扎并渡江南下,之后罢行。这里牵涉到两个因时间混淆而导致的相关史事与人物叙述的错误:前一个错误源于建炎元年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在兴仁时,招募南华县小吏李宗潜入被金人所包围的开封了解京城事态,三月廿七日他们同时抵达济州并朝见康王赵构,李宗从京城带回了很多文书。但李心传认为《钦宗实录》所叙李宗得到所谓张邦昌迎立孟太后布告一张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张邦昌是在四月廿八日才迎立太后,怎么会在一个月之前就有这种文书的出现呢?可见这是记录者将不同事件发生的时间混淆了才导致的错误,“盖汪伯彦、耿延禧误记,而史官又因之。”后一个错误,如前所述,直到三月廿七日,黄潜善才到达康王所在的济州,元帅府又如何会在此日之前采纳黄潜善的建议拟往宿州驻军最后又取消了这个动议的呢?不论是《中兴日历》所说的三月十三日,还是《钦宗实录》所说的三月廿三日罢宿州之行,离黄潜善三月廿七日见高宗这个时间点都较远,因此可以排除了《钦宗实录》等说法的正当性,“盖耿延禧《中兴记》,初不深考,附此事于(黄)潜善至济州之后,而史臣因之。”李心传还注重从时间一致性的角度考察前后时序衔接上存在的问题,这是他判断历史叙述时间要素正确与否的一个关键。如他注意到《中兴日历》和《中兴会要》载建炎末遂安军承宣使、两浙宣抚副使郭仲荀责授汝州团练副使之事,两部书所记的时间都是建炎四年正月初二,但认真梳理有关内容之后,可以看出这两部书记载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会儿说郭仲荀于初二被解职,一会儿说初三令郭仲荀在温州城外下寨,又说初六谏官上疏请收回郭仲荀兵权等,前后无法照应,自相矛盾,“足明谪命不在已酉(初六)以前。”李心传在时间考辨上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补缺补漏即通过相关时间的爬梳以弥补原有史料在时间记录上的缺失。建炎四年(1130)三月金军统帅宗弼南下袭扰之后,攻至镇江,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焦山寺做好迎击准备,这是抗金斗争史上精彩的一幕,但李心传如实指出实际上史料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记载,要如何弥补这个缺憾呢?他首先根据韩世忠去世后的碑铭中说他与金军相持长达四十八天,总的时间段是清楚的;其次赵甡之《遗史》(也称《中兴遗史》)记载韩世忠于四月廿五日在建康被击败,最后时间点也是清楚的。于是李心传将时间倒推回去,初步断定韩世忠与宗弼最初遭遇的时间是在三月初六或初七,参照其他材料所记,宗弼三月初一离开平江(今苏州),初十攻陷常州,“则到镇江又必在壬子(十五)之后数日,以时计之,疑是三月十八日。”以上是从整个时间框架以及具体时间分合演变的角度所作的分析,表明作者能够用动态的眼光来考察历史时间。

  

   上述考辨是李心传从多层面、多角度考察历时性问题的几个案例,其思路清晰,计算周密,结论能够成立。对于空间等其他要素的辨析,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展开。

  

   (二)基于具体史事内容所进行的逻辑判断

  

   从史事具体内容是否符合逻辑或者是否合乎常理的角度加以辨析,彰显史家的历史思维从叙述层面的思考上升到对事物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更高层次的探究,有其重要意义。《要录》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略举几例:

  

   一是有关康王未称帝之前的相关事。《三国谋谟录》叙建炎初统制官吴革在京城日夜密谋迎立大元帅。对此,李心传冷静地分析后指出:“此时二帝尚在城外,安得便立元帅?《实录》云:遣人告急于康王,约拥兵近图迎二帝。革附传所书当得其实,今从之。”徽宗和钦宗虽然都被金军困在城外,但时局并不明朗,吴革等人此时就意图谋立康王,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逻辑,所以《要录》正文结合其他史料将其改为“以图迎二圣”是妥当的。

  

   二是建炎末张浚与桑仲对峙之事。宋人王之望所撰《记西事》说建炎四年三月,张浚从秦地归来,兵马强盛,但到鄂西房陵一带时,却因为害怕当地掌握军队的桑仲而不敢靠近,结果造成西部大军士气丧失,最终土崩瓦解。显然作者对张浚抱有很大的成见,叙述不够客观。李心传认为,张浚起初引兵入援,了解敌人已退,便率军归去,并非是害怕桑仲,道理很明白,“以娄素之勇、乌珠之锐,而浚不之畏,岂果畏(桑)仲邪?”联系张浚一生的行事来看,他面对强悍的四太子等金军统帅尚且不惧,积极进取,又怎么会害怕桑仲之流的杂牌军阀呢?王之望的说法显然不合逻辑,李心传的看法是正确的。

  

   三是绍兴初秦桧之舅任职事。宋人王明清在其笔记《挥麈后录》中曾说,绍兴初,秦桧欲用其舅氏王鈇,“荐于上,谓有史才。名适与先人偏旁相似。上忽问云,岂非修兵制者乎?桧即应之云,是也。诏再除枢属。”李心传认为王明清所述秦桧答高宗之辞显然不合逻辑,“时范宗尹为相,桧方进用,恐未敢面谩如此!今不取。”此时秦桧之上还有宰相,他自己也才刚刚上位,正引用推荐一批正人君子以博取声誉,这是他累积实力的关键时刻,怎敢作出如此当面欺君之事?之所以将通直郎王钅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当有其他原因,李心传的驳斥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所谓的逻辑推理是就历史事件发生的基本条件和史事之间是否能达成一致所进行的分析判断,上面三项事例要么涉及到史料叙述的事实发生的条件不够充分,要么所推想的事实与原有条件不能匹配,要么原有条件恰恰是相关推论的对立要素,凡此都不能构成所谓的因果链条关系,在此条件下的结论不能成立,基于此所进行的判断已深入到历史研究的规律性认识。

  

   (三)从传播路径的角度所进行的考察鉴别

  

   从历史叙述内容本身进而探索历史叙述的不同来源或叫史料来源,是历史研究从内到外的一个完善。历史撰述的材料往往来源于不同渠道,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第一手和第二手材料的区分,对这两类材料的使用不能绝对化,直接材料并非都是客观的,间接材料也并非是完全不能使用的,能否使用取决于对材料的仔细鉴别,对这个问题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

  

首先,重视直接材料即第一手材料的使用。当事人的叙述,尽管会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但它毕竟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其可信度相较于道听途说显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对它的采择应该置于首要地位。比如建炎元年徽宗时六贼之一的王黼被杀,具体时间《钦宗实录》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说是三月初二,但李心传注意到有一项材料可以推翻这个说法,那就是《靖康外录》中所收录的“开封府奏据捉事使臣韩膺状”,状子中说王黼二月廿四日至雍邱县永丰乡,“为盗所杀,取到首级申比。”这则材料是典型的第一手材料,由它来纠正史之误比较有说服力,自然应该予以采纳。同年二月初七何烈所撰的《草史》中叙述到,韩国公(即广平郡王赵捷,因受封日短,时人习惯称其前号)与阿保同日被害。李心传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确定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母亲韦太后从金国归宋,随行内侍们都说,广平郡王还活着,“足明捷未尝为金人所害,今不取。”当事人言之凿凿,实属第一手材料,对纠正相关史书的错误叙述最为有效。再如建炎三年(1129)有关朱胜非拜相的具体时日,李心传考有史书所记日期是三月初二,但《中兴日历》中却说是三月初一,谁是谁非?李心传注意到当事人朱胜非在其撰写的《秀水闲居录》中说,三月一日至临安,以晡(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入见。既然朱胜非面见高宗是在初一下午晚些时候,任命自然在其之后,但又不可能发生在晚上,“则降制必在初二日也,胜非自记当得其真,今从之。”这是以当事人的叙述为依据所作的判断,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当然,第一手材料也会存在各种问题,比如记忆上的错误,同样是《秀水闲居录》记宋高宗以御札命朱胜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则说,“(建炎三年二月)十日,至苏台。车驾未行,即作奏,有旨晚对,具述镇江事。上喜见眉采,差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对此,李心传注意到初十当天高宗已在秀州,照此推理,“胜非之除当在初九日,盖《闲居录》所记事日辰亦多差,但当取其大纲耳。”至于受制于个人立场或情感因素导致叙述不够客观的情况第三部分再集中加以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历史考证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131.html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