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利: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20-07-16 02: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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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利  

   摘 要: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无边界的,这只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边界观念和边界实践。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应该是有天下表达和边界实践两个维度,“天下”表达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对世界统治的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是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的,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表达是一回事(“天下”表达的模糊化),实践是一回事(边界实践的清晰化),两者结合又是另一回事(统一于“大一统”诉求)。“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抱合力,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即既此且彼,灵活把握,一切以利于统治为目的,这种智慧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

  

   关键词:中国古代; “天下”表达; 边界实践; 边疆治理; “大一统”;

  

   作者简介: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疆域理论、边疆历史与现实等。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清代国家统一史”(LSYZD2019004)阶段性成果;

  

   历史是连续的,又以自身的逻辑和节奏不断成长。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关注“什么是中国”这一基本问题,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近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是从古代“天下型国家”演变而来,那么“天下”与“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什么规范了“中国”的存在或者“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这似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而被持续关注。清末以龚自珍、魏源、徐松等人为核心的边疆史地学派的兴起,正是他们持续追问这些问题的表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他们忧国忧民的体现,更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价值体现。近年来这些问题在学界尤其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更是被诸多学者视为根本问题而予以关注,如汪晖、葛兆光、许倬云、余英时等等,如果再加上与这些问题切身相关的朝贡体系、礼仪制度等研究,仅专著恐怕也有几百上千种了。在现今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如果说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那么边疆和边界就是那层石榴皮,规范了中国的存在。当然,这也由此造成了传统“天下”与现代“中国”叙述的两难。

  

   因为研究边疆问题,故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持续关注。在阅读前贤的著作时,笔者发现,关于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多数学者似乎预设其是无边界的,如许倬云反复论述“天下”是无边界的,“‘中国’这个共同体,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个‘天下’,它没有边界……”,“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等等。每读到类似内容的时候,笔者都会产生疑问,如果中国古代真的没有地理上的边界,那么古代是怎么来规范“我者”和“他者”的?难道藩属国的成立不是以边界的确立为首要前提吗?如果没有边界,那么长城的修筑、宋辽之间关于边界的划分以及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关于边界的划定不是事实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笔者阅读了很多文献,也查阅了很多史料,力图以事实说话,后以《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为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笔者初步分析了历代王朝对“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观念,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是在‘天下观’的基础上,由历代儒学学者根据不同的情势而构建出来的,因此,‘天下观’是一体,而‘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好比是硬币的两面,它们构成了‘天下观’的全部认知,缺一不可。而这种一体两面的认知随着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而被意识形态化。历代政府也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形成了祭天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对边疆统治的官僚制度,这些制度是‘天下归一’的有力实践”。但在前期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始终萦绕我心,晦明未解。一是大部分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认为“天下”是无界的,很多人认为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世界”,但这种印象从何而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二是很多学者也对这种“无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天下”是有界的,但基本上对应的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这两种观点看似是一种对话,但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中国人对何谓“中国”这一认同的紧张。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在总结了日本学术界的这两种观点后,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缺陷,即“天下等于中国”说与“天下等于世界或世界帝国”说实际上分属于国民国家论与帝国国家论这两大阵营。这两种理论源于欧洲,并不适合于中国。因此他在两种观点的基础上,用“天下型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他的“天下型国家”是指:将九州等于中国的编户百姓支配作为其核心本质;同时以在其周围存在通过贡纳关系表明从属的夷狄-异民族社会为条件,有时也包摄了对内属夷狄的支配。渡边信一郎的分析很精彩,但可惜仅仅分析到唐以前,尤其对于边界的分析只是限于战国秦汉时期,对于其后的王朝并未进行研究,对于中国存在的边界实践也未进行研究。

  

   本文力图从一个较长时段来把握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以及考察其背离背后所形成的抱合力。

  

   一、先秦时期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诞生于先秦时期。由于上古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知道上古人类的想法,但好在有考古资料作为支撑,一些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作为参考。葛兆光根据考古材料认为,“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天圆地方’、上下四方的空间观念”,“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和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

  

   《尚书·禹贡》把全国分为九州并设计了一个差序格局: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这是《禹贡》作者的地理观念以及理想中的国家制度设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甸、侯、绥、要、荒服还是最后的地理四至,都是以边界意识为前提的。

  

   战国时邹衍还认为世界上有“大九州”,中国只不过是九州中的一州,即赤县神州,“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这似乎是有了初步的世界观念。

  

   应该说,古人与今人一样,面对浩淼的苍天,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天地的宇宙观,“天圆地方”就是上古世界的宇宙观,此后与人类世界结合起来,通过“巫”与“史”,形成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和地理观念等等。在地理观念上讲,“地方”本身就是一种地理有限性观念,是一种边界意识。实际上,类似于动物界用尿液来确定边界一样,人类很早就有边界意识了。在私有观念产生之后,尤其是一家一户之“家”的确立,应该就有明确的你我之分了;到城市的形成,城墙就是明显的边界;西周井田制的确立,土地的边界即确立。在论述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时,后人多喜欢用《诗经·小雅·北山》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说明天下即世界,但任何话语脱离了具体的时空都没有任何意义。《诗经》里的这首诗歌主要表达了“士”阶层对劳役不均的愤懑,其所表达的“普天之下”甚至不是周天子的统治范围。实际上,在《诗经》中还有大量描写疆土的诗句,如《诗经·小雅·信南山》有“我疆我理”的诗句,此处的“疆”指划分大的田界,“理”则指细分地亩。古人对划分疆界很重视,如《孟子·滕文公上》中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这正是孟子倡导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治国之道,而“有恒产”显然是以公平地划分土地的界线为前提。另外,《诗经》中还有“乃疆乃理”(《诗经·大雅·绵》)、“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大田》)等记载;另外还有关于“墙”“城墙”的记载,如“土国行漕”(《诗经·国风·邶风·击鼓》)、“墙有茨”(《诗经·国风·鄘风·墙有茨》)等记载。《诗经》反映的是先秦时期各个国家的生活面貌,由一家一户的“墙”到井田制划分土地,再到各国的首都都修建“城墙”,无疑都是边界意识的表现。如果再继续推断下去,那么各个国家间也应该有边界,长城的出现支撑了这个推断。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防守的需要,楚、齐、韩、魏、赵、燕、秦、中山等国纷纷修建长城,这些长城不但具有军事功能还具有边界功能,既防范敌人又阻止本国的人民出去。现在有关长城的理解,外国史家一般认为其有边界意义,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其仅有军事防御功能。当然从长时段来讲,长城的功能的确有其复杂之处,要结合一定的时空背景具体分析。“墙”本身就有防御功能和边界功能,作为一长段“土墙”的长城具有这两个功能是毫无疑义的,尤其是先秦时期在列国之间修建长城,这两个功能则更加明显。实际上,在各国互相征战的过程中都以突破长城为要,秦始皇正是在此过程中统一诸国的,所以边界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推动力而存在的。

  

   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后,就有很多学者探讨中国古代有没有《国际法》及边界等问题。陈顾远在其1933年出版的《中国国际法溯源》第三章“国际法之客体”之第一节“关于国境之法律问题”中,专门就先秦时期的“国境”问题进行了探讨,他钩沉索隐,从当时的史料出发,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国境问题与周室”,认为当时“周以上国之资格,而为封建之创始,视天下为一家,无特定之疆界,故如王室有难于王畿而至他国者,依义皆不言出”。这实际上是“王者无外”的天下观,但周天子无论是在其观念还是在其实践上,都明确“天下”只是自己统治的诸侯国的范围,这些范围之外还有诸如“西王母之邦”。而在第二部分“国境问题与诸侯”中,认为“诸侯因朝会征伐,离其国境,而至他国,可也。苟非其然,则亦不合于礼”。第三部分还有“国境问题与大夫”“国境问题与假道”“国境问题与地主”等内容,皆以确凿的史料表明,先秦各国之间是有明确的边境的。

  

   最近关于中国古代早期疆界的标志物问题,鲁西奇有很好的研究。他认为,“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这表明中国在先秦时期已有丰富的划分田界、都邑界、国界的实践经验。

  

由此可以总结,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表达以“天”为终极关怀,它和人类世界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权威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以天之子即“天子”和“巫”、“史”共同建构,所以“天下”既可以指世界(当然也只是想象中的世界)也可以指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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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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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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