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论数据时代虚拟事实的法律效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20-07-16 01: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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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  
应用新工具新算法,服务司法实践、服务公众需求、服务社会发展。要推动创建中国司法信息学,为深入开展司法大数据研究、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要构建科学的司法指数,深入分析司法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间的规律性联系,深刻揭示司法案件、司法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不过数据本身是有着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大数据技术一方面提高了证据收集的效率以及提升了证据的证明力,方便了司法判案,但另一方面,大数据本身并没有对客观事实进行新的改造,只是提供了更多样本的经验参考,所以说,依托大数据进行的司法技术创新的范围是有一定界限的。同类低质的司法判决提供的数据规律有时并不能真正地推动司法制度的进步,要真正提升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相似度与同一性,仍然需要建立更加可靠的证明方法,包括通过大数据来排除某项事实在特定时空的不存在状况,继而来缩小证据需要证明的事项的范围,提高证据的证明力。比如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虚拟事实,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证明虚拟事实不可能存在的时空范围,继而来否定虚拟事实的可采信度。也就是说,通过证明虚拟事实没有时空上的确定性来否定虚拟事实的真实性。所以,简单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推动司法审判的进步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全面和系统地运用大数据所具有的精准定位功能,在脱离传统证据效力束缚的情形下,仍然能够寻找到证据的某项确定性,从而为证据的证明标准提供最低限度的确定性保障。

   围着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对传统的法律事实证明方法必须加以系统性的改造。首先是大数据时代数据技术确实容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很多传统型的民事权利都处于被解构的状态,数据共享使得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可能处于高风险的生存状态,数字时代的有效生存问题变得特别重要。目前在大数据技术中发展出来的区块链技术因为保证了区块链本身的加密性,致使处于区块链中的所有信息都获得了相对的安全感,也使得区块链中的所有事实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通过区块链技术来限定客观事实的特性,从而更加便捷地识别法律事实,这是未来司法证据仍然具有证明力的重要技术途径。对于不在区块链中的信息,由于处于散存状态,信息的客观性比较差,作为客观事实的证据的证明能力也很差,故区块链下的信息需要在法律制度上“赋能”,而不是传统制度形态下的“赋权”。“赋能”与“赋权”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赋权”是基于平等原则给予行为一定的自由空间,是以法律权利的形态作为制度载体;“赋能”只是一种行为能力的启蒙,保证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甚至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为此,高技术企业应当自觉地培育有利于区块链生长的数据生态圈,把尽可能多的散存数据纳入区块链中加以保护,同时,区块链技术应当服从司法制度的监控,防止司法鉴别能力的缺失。在人类认知能力无法消除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逻辑鸿沟之前,对于所有的数据拥有者进行制度上的“赋能”是非常必要的,“赋能”可以使更多的数据拥有者“入围”,获得数据时代的生存资格,通过进入区块链构建的数据生态圈进而具备数据环境下的“数据人格”。当然,对于因为区块链形成的“数据产权”必须加以制度的有效控制,防止形成脱离目前主权国家形态而独立生存的拥有“数据主权”的全球扩张型数据企业。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司法制度的高度关注。对于“数据产权”如果不做技术和制度上的限定,主权国家的司法能力就会被数据企业所拥有的数据能力所削弱,继而影响目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生存样态。近期出现的美国动用联邦政府乃至全国的力量围剿中国华为公司的现象,某种程度上都是拥有“数据产权”企业自我迅速成长,而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因为没有足够的“赋能”无法适应“数据霸权”所形成新的业态和新的数据生态圈被迫做出的制度性回击。这种状态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而变得越加复杂。

   有鉴于数据时代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变化,与客观事实相分离的“虚拟事实”越来越左右了客观事实的内涵与外延,导致了制度认可的法律事实也越来越受“虚拟事实”的影响和支配,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证据制度变得越来越脆弱,司法鉴别能力越来越丧失了自身的优位与优势。所谓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越来越变成数字技术下“虚拟事实”与“虚拟事实”、“虚拟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能力博弈。为此,要继续保持原有的司法审判制度对法律事实确认的权威性,必须要对“虚拟事实”的创造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要在制度上增设“赋能”的义务。要为非数据生产者提供数据生存权的制度空间,同时要采取制度手段来帮助所有的数据拥有者能够通过“赋能”方式进入区块链所构成的数据生态圈,从而保证每一个传统社会形态下的社会主体在数据时代仍然可以获得一份与主体尊严相适应的数据人格和平等权利。

   作者: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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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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