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新门罗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政治实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20-07-16 0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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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但随着英国承认美国为美洲霸主,加拿大对美态度也发生变化。1902年,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瑞尔也承认“门罗主义”是加拿大的安全保障。同年,英美两国又进一步签订了《海-庞斯富特条约》(Hay-Pauncefote Treaty),取代了1850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美国取得了修筑中美洲地峡运河并获得排他性控制的权利。

   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进一步削弱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美国不仅控制了波多黎各、古巴,巩固了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而且获得了对关岛、威克岛、菲律宾等非美洲土地的控制权,其势力越出了美洲,在太平洋西岸确立了一定的影响力。1899年与1900年,美国两次就中国问题对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倡导“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反对其他列强垄断对华利益。美国事实上已经成长为一个殖民帝国,然而在意识形态话语上仍然自命为反殖民主义的国家,“门罗主义”的话语模式对于维持这种表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成功排斥英国与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势力之后,德国成为美国执政精英眼中的新威胁,成为“门罗主义”所针对的新的欧洲势力。德国与美国类似,都借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强势崛起。威廉二世(Wilhelm II)时期的德国加强与拉美的经贸往来,向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出售军火并派遣军事顾问,并组建了南美殖民协会,在南美洲购买土地,积极推动移民。在美西战争期间,德国曾试图在加勒比海区域获取领土。1902-1903年,英、德、意三国因为委内瑞拉的债务问题,派遣海军封锁委内瑞拉,当时德美两国海军一度濒临冲突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12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所谓“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将门罗主义推向新的阶段:“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civilized nation)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的罪恶昭彰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international policy power)。”

   “罗斯福推论”的理论内核是19世纪流行的“文明等级论”,认为在世界文明等级秩序中处于高端的美国,有必要对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美洲国家进行指导,以防止他们由于文明程度不足,无法实现良好的自我治理,从而遭受欧洲列强的干预乃至征服。在这一推论之下,在其他美洲国家未受到欧洲列强干预之时,美国也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干预,这就将原本主要是防御性的门罗主义原则发展为一个真正积极主动的区域霸权原则。德皇威廉二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我绝不同意对门罗主义的这种解释。”

   “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为接下来塔夫脱(William Taft)总统在拉丁美洲实施“金元外交”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有着大量的资本盈余,必然要对外输出。一系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向欧洲列强负有大量债务,美国政府认为这有可能引发欧洲列强的干涉,为了美洲的安全,美国有必要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用于偿还欧洲列强债务。在美国转变为这些国家的债权人之后,美国试图控制这些国家的海关与金融秩序,甚至通过军事干涉,颠覆其政权,以确保其投资的回报。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和洪都拉斯等国家都领教过美国“金元外交”的威力。

   既然要推行“金元外交”,美国政府就不愿在关键的问题上束缚自己的手脚。1902-1903年英、德、意三国对委内瑞拉动用武力进行债务催收,引发了不少拉美国家的恐慌。1902年12月29日,阿根廷外交部长路易斯·玛利亚·德拉戈(Luis María Drago)代表阿根廷政府照会美国政府,主张在美洲的范围内,国家债务(public debt)不能成为武装干涉的理由,而美洲国家的领土更是绝对不能为欧洲列强所占领。德拉戈认为,武力催债与美国的“门罗主义”精神相违背,希望美国政府表示赞同。阿根廷政府提出的禁止以武装干涉来催收公债的主张,史称“德拉戈主义”(Drago Doctrine)。这一主张比曾任阿根廷外长的著名国际法学家卡罗·卡尔沃(Carlo Calvo)提出的“卡尔沃主义”(Calvo Doctrine)范围要狭窄得多。1868年卡尔沃在其著作《欧洲与美洲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Derecho internacional teórico y práctico de Europa y América)中提出,外国人进入一国主权管辖范围之内,不应要求比该国国民更大的保护,如遭受损失,应依靠当地国内法的救济,不应由该外国人的本国政府出面要求任何金钱补偿。卡尔沃不仅否定外国政府为本国国民出面武力催债,甚至否认从私人性质的金钱补偿问题产生任何外交保护权的正当性。卡尔沃这一主张有可能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美国长期以来的习惯做法,是在本国公民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发生合同债务问题的时候,原则上奉行“不干涉”,但保留在外国政府侵权或拒绝给予司法救济的条件下进行干涉的权利;但在涉及到与外国政府公债纠纷的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束缚自己的手脚。德拉戈的主张比卡尔沃要温和得多,但仍然在诸多方面与美国政府的一贯做法相抵触。

   1906年8月22日,第三届泛美会议讨论了德拉戈主义,但并未作出实体决议,而是将这一问题转交给1907年召开的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讨论。美国代表在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通过的最终决议是反对在基于合同的债务纠纷中使用武力进行债务催收,除非负债国家政府拒绝和无视仲裁的要约,或虽然接受要约,但拒不达成妥协,或拒绝执行仲裁结果。决议并没有回应德拉戈关心的基于政府公债的纠纷问题。直到1914年,45个参与国之中只有17国签署这一决议,而且签署国往往作出关键性的保留。阿根廷政府在政治上成功地宣传了自身的主张,但德拉戈为美国的门罗主义原则补充新的内容的愿望,遭遇到了严重挫败。

   20世纪初的美国不仅巩固了在美洲的霸权地位,而且已经有实力进行全球扩张。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即打破美国一贯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在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中充当调解人。只是西奥多·罗斯福并未提出一整套哲学,为其介入欧洲事务提供系统论证。老罗斯福介入欧洲事务也是单方面的与高度选择性的,并不试图为美国确立某种稳定的介入欧洲事务的义务。可以说,老罗斯福将“美洲人的美洲”真正变成了“美国人的美洲”,但距离“美国人的世界”仍然有相当距离。

  

   二、从“美国人的美洲”朝向“美国人的世界”?

   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然而在政治威望上,仍远不如英法等欧洲列强。如何从西半球走向国际舞台,将区域霸权变成全球霸权,就成为美国在20世纪的新议程。我们在此讨论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两种有代表性的“门罗主义”论述,一种诉诸某种普遍主义的理想,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另外一种则诉诸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其代表者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两种论述都致力于突破“门罗主义”的区域限制,将其发展为一种全球主义。

   我们先来看威尔逊总统的创新。在1912年威尔逊上台之初,其政策重心仍然是在内政。一战爆发之后,美国保持中立,同时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装备和其他商品,大发其财。但随着一战局势的发展,威尔逊意识到,美国在不改变中立政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呼吁欧洲各国在美国的调停下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进而以国际联盟为依托,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为美国带来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利益。但这必然意味着对欧洲事务的干预,违反门罗总统的孤立主义原则。因而,威尔逊需要对美国外交领域的“祖宗成法”作出重新解释和回应。威尔逊在1916年10月5日在奥马哈(Omaha)发表的一个演说中重新解释了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你们知道,我们永远怀念和尊敬伟大的华盛顿的建议,他建议我们要避免卷入外交事务。依据这个建议,我理解他指的是要避免卷入其他国家充满野心和民族主义的目标。”这就对华盛顿的意图进行了“限缩解释”,使得美国可以卷入欧洲国家那些并不涉及“野心与民族主义”的事务。

   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演讲,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

   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

   在这里,威尔逊突破“西半球”或“美洲”的空间限制,实际上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国家或民族自己决定自身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原则,因而具有适用于地球上一切地方的潜在可能性。但这种解释与“罗斯福推论”之间实际上存在相当大的张力。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恰恰是以“文明程度”的名义,论证美国应当对美洲国家行使某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对于美洲国家自己选择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必然构成限制。而威尔逊在自己总统任内也发动了对墨西哥、海地与多米尼加的军事干预。对于深入了解门罗主义实践的人来说,威尔逊的解释几乎就是“硬拗”,但既然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美国在美洲的所作所为,威尔逊的解释仍然能吸引大量听众。

   1917年4月,美国打破中立,对德奥宣战。威尔逊论证,美国参战的意义是:“必须让世界变得对民主更安全”(The world must 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同时坚持了“没有胜利的和平”的口号。然而1917年11月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俄国退出一战,颁布《和平法令》,公布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之前俄国签署的各项秘密外交文件。为了防止欧洲各国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吸引,威尔逊被迫提出一套外交政策,与列宁竞争人心。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签订贸易平等条约、减少军备、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建立国际联盟等等。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包含了支持战败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境内一系列少数民族独立建国以及波兰复国的内容,但并没有出现列宁式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提法。

威尔逊并不是列宁。他支持某些族群独立建国,首先是对战败国的打击;其次,这些被威尔逊认为有资格独立建国族群,通常都被视为白人而非有色人种。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南方长大的威尔逊,无意主张欧美列强海外殖民地那些被归类于有色人种的民族立即实行“自决”,即便是针对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威尔逊也会断言“在政府与正义等深刻的事务方面,他们还只是孩子,而我们则是成人”,主张菲律宾人必须在美国的托管之下,形成自治能力之后,才能够获得独立建国的资格。威尔逊自己更喜欢用的表述是“自治”(self-government)而非自决(self-determination)。在巴黎和会上,他也公开否决了日本所提出来的“种族平等”提案。然而,在欧洲与亚洲诸多国家的媒体将他的主张概括为列宁式的“自决”的时候,威尔逊自己并没有做出澄清。在随后威尔逊政府利用新设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展开的全球宣传之中,“民族自决”的地位不断抬高,越来越被普遍化,以至于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引发了极高的期待。而当威尔逊无法满足这些期待的时候,其声誉也就跌落尘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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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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