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鸿:川陕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1949—1962)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20-07-14 17:17:06

进入专题: 狩猎   打猎保秋   保粮除害   资源利用   野生动物  

姜鸿  

   摘    要:

   中共建政后,川陕地区的狩猎活动由自发性的个人行为演变为国家主导的集体行为,保护农业生产和增加外汇收入是政府组织农民狩猎的主要原因。在狩猎活动中,由于各职能部门经济核算指标的不同,在如何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问题上出现了矛盾,管理机构不一也加剧了这种矛盾。增产粮食的优先性是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道路上的阻碍,也是矛盾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粮食生产与资源利用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给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破坏,为了保护资源,国务院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政策。

   关键词:狩猎; 打猎保秋; 保粮除害; 资源利用; 野生动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生产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都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议题。“粮食立国”不但是较长时间内的口号,也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目标。同样,开发利用矿物、生物等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两项工作在实施环节时有冲突发生。譬如在野生动物资源利用问题上,随着“以粮为纲”口号的提出,资源利用形式便进入一个新的状态。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于新的执政者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这不但涉及经济政策制定的整体性考虑,也与如何协调不同职能部门的经济核算指标有关。中共在建政后的一二十年中,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持续、曲折的探索。

   学术界对中共建政后粮食生产政策的出台及其逐步激进化的历史,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1。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核心层面的粮食生产政策上,对一些边缘性或区域性问题则讨论不多。例如,在五六十年代,为了保护农作物以提高粮食产量,很多山区省份曾对“害兽”问题极为重视,甚至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野兽”活动。除研究粮食生产中防治病虫害历史的学者稍有提及外2,笔者尚未发现学界对此问题有专门讨论。

   而粮食生产中的打猎活动又与商业部门的毛皮收购、林业部门的“狩猎业”密不可分。有学者指出:“国家实行‘以粮为纲’方针,这是上级的安排布置,必须遵照执行;各级供销部门每年有收购野生动物皮毛、麝香药材等,以供外贸换取外汇的硬性任务。”3因此协调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表明,部门协调并不总是成功的。以陕西省为例,“在管理体制上,陕西省长期存在生产部门不管经营,而经营部门又不管生产,造成保护管理和经营利用之间的矛盾”4。

   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也是环境史、生态史关注的问题。原环境保护部的评估报告指出,“人类过度利用”是众多致危因子中的首要因子5。有动物学家指出,大中型兽类种群数量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下降,主要是猎民获取肉食、皮张和药材造成的6。另有学者指出,五六十年代的狩猎活动,不仅导致了资源动物数量减少,更引起了生态失衡的现状7。

   其实,那些被职能部门领导批评为“短视”或“急功近利”的行为,除受时代认知的局限外,更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压力。本文希望透过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和保护问题来讨论资源利用过程中部门利益冲突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中央政府为保护资源而进行的制度调适。由于兽类受到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笼统谈论全国兽类问题意义不大,将问题聚焦在某一特定区域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可行。鉴于国务院19628年《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中提到的一些物种同时涉及川西和陕南山区,本文拟将这一区域作为主要讨论范围。在山系上,包括秦岭、巴山、岷山、邛崃山;在行政区域上,包括陕西省南部、四川省北部和西部各县。

  

   一、中共建政之前川西和陕南山区的生态与狩猎

  

   由于中共建政后的资源利用形式既有延续传统的一面,又有革新的一面,因此有必要首先梳理川西和陕南山区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和传统的制度结构。虽然晚清民国时期也存在狩猎活动,但山区的野生动物资源还比较丰富,这种丰富性不仅表现在种类上,还表现在数量上。本文无意对其形成原因作专门解释,仅就南京国民政府的狩猎管理和山区农民的狩猎行为及习俗作简要说明,以便为后文的研究提供参照。

   (一)兽类多样性

   该地区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是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从物种角度来说,该地区是古北界种和东洋界种的混杂过渡带,种类繁多。川西地区的兽类有124种,分隶于8目26科,中科院的动物学家在50年代调查川西兽类资源时曾指出:“若与物产丰饶的东北三省相比,考察区的面积虽仅为东北的一半左右,而兽类种数却比后者较多约一倍。”9秦岭山区同样以兽类丰富著称,“兽类隶属7目30科95属138种另14亚种”,其中东洋界种有67种,古北界种有56种1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川西和陕南山区栖息着一些中国特产物种,其中尤以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最具代表性。

   山区的兽类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大。据《佛坪厅乡土志》记载:“山中鸟兽众多,羽毛齿革之属,本足以供生人之用,只以山深而多阻,猎户稀少,以故不获享其利。”11川西是麝的主要产区之一,有资料显示,30年代从康定出口的麝香年均1000斤12。可资比较的是,50年代仅阿坝、甘孜两州年产麝香就超过1500斤,当时的专家评价其“产量之大,不仅首冠全国,亦为世所罕见”13。此外,山区的食肉动物数量亦较多。食肉动物,特别是老虎,是维系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人口增加使川陕两省的华南虎丧失了部分栖息地,但在森林覆盖率较高的秦巴山区依然有其活动14。同时,山区栖息着众多的偶蹄动物,为老虎提供了丰富食物。食物链的完整性可以从50年代“打猎除害”时猎获的动物种类中得到印证。如达县专区1956年猎获了大量的食肉动物,其中华南虎就有4只,同时作为其食物的野猪有351只、斑羚1368只、麂3714只15。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狩猎管理

   民国时期有规范狩猎行为的《狩猎法》。南京国民政府的狩猎管理政策虽然有待专门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狩猎法》兼具规范外国人在华狩猎行为和动物保护的意图。除狩猎须持狩猎证这一规定外,从狩猎时间上亦可看出这一点。《狩猎法》规定,每年“自十一月一日起,至翌年二月末日止”为狩猎期,其余时间为禁猎期。除虎、豹等“伤害人类之兽”可不受禁猎期限制外,其余野兽仅可在狩猎期内狩猎。16规定冬季为狩猎期是对晚清政府保护政策的延续。晚清时期,英商和记洋行在长江流域大量冻制出口野禽野味,受欧美保护思想影响,清政府在如何避免“伤生过巨”问题上与英国驻华官员多方折冲后规定,冬季之外的其他季节禁止出口野生鸟兽17。这项政策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延续。

   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限制猎捕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虽然在《狩猎法所称鸟兽分类表》中,金丝猴被称为“狮子鼻猴”,属于可随时狩猎的“伤害人类之兽”;大熊猫被称为“羆”,属于可在冬季狩猎的“有害牲畜、禾稼、林木之兽”,18但鉴于外国人频繁来华猎捕大熊猫,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末开始禁止猎捕大熊猫和金丝猴。四川省的第十六区和西康省的宁属、雅属地区是大熊猫、金丝猴的主要分布区,川康地方政府在认识到大熊猫的稀有性后通令各地,禁止射杀大熊猫和金丝猴19。四川省政府还建议外交部通告各国驻华使馆:“禁止外邦人士潜赴区内各地重价收买及私行秘密入山猎捕。”20随后,外交部、财政部分别出台禁令,其中财政部规定:“严禁带毛禽皮或去毛各种野禽兽及活野兽出口,无论何人报运及作何用途,一概不准放行。”21禁运令的颁布标志着外国人来华猎捕大熊猫的历史就此结束,40年代欧美国家获得大熊猫的方式由外国人来华猎捕转变为由中国政府赠送。

   (三)山区农民的狩猎行为

   晚清及民国时期,川西和陕南山区农民的狩猎活动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在性质上,山区农民的狩猎活动是生计取向的;二是在形式上,山区农民的狩猎活动主要是自发进行的。就陕南山区来说,据宁强县《经济调查报告书》记载:“打猎亦为一部分农户副业之一,于冬季农闲时为之,无专以捕猎为生者。”22打猎仅为农闲时农民的副业,亦可从民谚中看出。民谚有谓“打猎不富,不够扯布”“打鱼不到一碗汤,打猎不到溜达光”。这两句民谚集中反映了打猎活动的或然性,这也是山区农民少有专以打猎为生的重要原因。农民多在冬季打猎,是因为冬季为农闲季节,加之此时叶落山空,便于狩猎。

   山区的宗教信仰对一些农民的狩猎行为亦有所约束。川西地区“神山”众多,有学者指出,当地土司、头人严禁人们在这些禁山内射猎采药,“恐犯山神”23。同时,在山区农民的世界观中,野兽多为神灵饲养的牲畜,因此求神、敬神仪式贯穿整个打猎活动。虽然各地信仰的“猎神”有所不同,但在功能上却具有相似性。宗教的震慑力和猎人的敬畏之心曾使部分物种得以保存。举例来说,金丝猴生活在羌族人的“圣树”林中,“类似神仙,因此羌民视金丝猴为最圣洁,最神秘的动物”。因此羌民很少猎取金丝猴,即便有之,也主要是宗教的原因而非经济的原因。24铁布地区的野生梅花鹿得以保存,亦与宗教信仰有关25。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些“保护因子”的脆弱性,特别是当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进入后,其将难以发挥作用。

  

   二、国家的资源利用政策和山区的狩猎活动

  

   中共建政后,川西和陕南山区传统的狩猎模式渐渐被改变。自发性的个人狩猎行为演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打猎活动,生计型的狩猎活动转变为经济型的狩猎活动,宗教因素这一“保护因子”也被破除。一言以蔽之,川陕地区的狩猎活动在五六十年代成为国家主导的集体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主要与当时的粮食生产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有关。

   (一)“除兽保粮,爱国增产”

   增产粮食是中共建政后各级党政农村工作的中心。为了支援抗美援朝等活动,建政之初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然而,川西和陕南山区特定的地理耕作环境严重制约着粮食产量的增加。首先,该地区海拔高、气温低,农地多为一季产旱地,种植作物类型单一;其次,山区的土壤多为灰棕壤,这种土壤氮、磷等元素极为缺乏,加之当地没有施肥的习惯,贫瘠的土壤制约着粮食产量的提升;最后,受造山运动的影响,山区多为褶皱、断块构造,长期流水侵蚀形成了岭谷纵横、坡陡沟狭的地貌。这种陡坡地形严重限制了牛犁的使用和推广。因此,倘若本已低产的粮食再遭受外部冲击,减产就不可避免。

   而野生动物为害农业生产是川西和陕南山区的历史性现象,诸如“狼豺寻人而食,野猪到处损禾”此类报道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26。“人兽矛盾”并未因政权鼎革而有所缓解,诚如中共广元中心县委的报告指出:“兽害是山区农业生产改造的严重灾害之一。”27野兽为害农业生产是山区农业耕种方式与自然互动的结果。农田与森林相间分布是川西和陕南山区典型的农业景观,生态学家认为这种生态交错带为“边缘物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28。野猪、黑熊等杂食动物之所以喜居林缘地带即与此有关,它们也因此成为主要的农业“害兽”。以青川县为例,“尤以野猪、老熊(黑熊)、猴子为最烈。还有盘羊、刺猪、獾猪以及各类鼠、雀的侵食。特别是猴子白昼结队抢食农作物,不惧人卫”。该报告指出,1951年仅清溪乡阴坪村4组就“因兽害而减收粮食1.9万余公斤,占该组总产量的25%以上”。29

对于川陕地区的粮食生产组织来说,要完成农业丰产任务,就必须首先消除野生动物为害农作物这一隐患,即如中共绵阳地委所强调的:“山地增产的首要关键,不是推广先进耕作经验,而是防治兽灾。”30为了保护农业生产,西南军政委员会在1951年7月即向各地发出了“打兽”通知,要求各地将“清匪反霸”时收存的猎枪发还农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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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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