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如何培养宪法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3 次 更新时间:2020-07-12 23: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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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社会要“普及宪法知识,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宪法意识是以宪法共识为基础,自觉运用宪法进行思考、判断、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独特的觉知,是对宪法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予以维护和对其侵犯予以警惕的意识,它内在含有人之为人的独立、权利、自律等自由和秩序的追求。

   最近某地爆出多人高考被冒名顶替,顶替者被发现后,她的同事说“陈春秀做的太绝了,搞的两败俱伤”。言外之意是如果两人私下商量,各方获益就可以不了了之。当然被顶替者没有这么做。在我们的生活中,“立场”优于“是非”的人并不少见。这种思维方式将会侵蚀法治社会的根基,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久而久之,公正也会失去本来的颜色。而这种意识现象的产生可以在我们宪法意识的培养中找到根源。

  

   前现代社会,宪法意识被“故事”讲没了

   古代皇家从来就是讲故事的高手,比如“皇权天赋论”、“命里注定论”、“百姓人生皆苦论”……讲得人多了,渐渐地种入“基因”中。虽然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但并不多见;多见的是把自己又描绘成了“真龙”。

   这些故事讲得越久,相信的人就越多,相信的人越多,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的人就越多。还有讲故事的久而久之把自己都忽悠了。看似稳定但革命来得突然;看似听话但执行各种事务总让人觉得别别楞楞;看似强大但实际不堪一击;创造力不强,主人翁意识极差……鲁迅的《阿Q正传》把这个场景描绘地入木三分。

   这些所谓的劣根性不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且不可更改的!欧洲的黑暗的中世纪,人们也基本都是如此。这才有了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思考以及后世的发展。因此,归根结底,所谓的劣根性或者不文明不是哪个民族特有的,而是长期的压制型社会资源匮乏、规则缺位、救济无效、无处发泄而促使理性人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或者说是民主法治缺失造成的。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听话”往往是暂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并深刻印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之中。在古代社会里,能活着已是不易,更别提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国家的公立救济往往不好使,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体,无法有效解决公民对于来自权力的侵犯,抗争的结果往往是身败名裂,又没有其它的发泄途径,莫不如精神胜利求得一时之安慰。爱面子恰恰是人格尊严长期得不到保护的一种变态反映,如阿Q一般。历史上,人们把眼睛都盯在拥有权力的人身上,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资源的分配者,而唯有媚上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身边的人的利益考虑与不考虑,尊重与不尊重都没有关系。媚上者必压下,人的尊严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总要找回平衡。而层层压下的后果到最底层没人可压,就可能精神胜利或形成互害社会。

   社会无法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氛围,“管闲事”往往容易“落不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没有挂钩的机制,人们没有动力和能力管别人的“闲事”。社会还没有习惯遵守普遍性的规则以及感受到形成规则后所带来的利益。更多的是,制定规则者不用遵守规则;遵守规则者不参与制定规则。

   因此,遵守规则往往被看作是没能力的表现,有权的用特权,有钱的花钱,没钱的靠抢才能得到某种不该得到的利益,争抢正是资源匮乏,规则缺失后最理性获得资源的方法。而科举制度选取状元的模式加剧了竞争性,弱化了合作的可能性。加之农业社会本身的不开放性和国家有意识地阻止多元和开放,渐渐地形成所谓的“劣根性”。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通常都只是权力的附庸,而不是为自己“生活”。特权意识所滋生的机会主义,使人们发现万事“赶早不赶晚”,“会哭会闹才有奶吃”,整个社会就会焦躁不安、急功近利。拥有权力的人随意地行使权力,人们得不到人格的平等和处理问题时的公平对待,生活得不舒心,大部分人就没有那么强的社会责任感。“劣根性”是那个过去时代的产物,不是哪个民族固有的,更非不可移除。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已不再是见到官员退避三舍,又爱又怕。前段时间几个官员打伞看孩子做操被网络一片批评。特别是“八项规定”后,“官老爷”的作风得到了明显改变。可见不是不能变。

   没有人不珍视自己的权利,没有人不希望有尊严地活着……“人”的宪法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又好像孩子心爱的玩具,如果你总不提起,她也会忘记。如果这个玩具一共就让玩了一两回还天天吓唬她玩具扎手有毒、威胁她玩玩具要被惩罚,她就更无暇顾及。

  

   宪法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制度文明推动社会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长治久安。而社会大多数能否拥有宪法意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如果大多数依然像阿Q时代那样砍头时都伸长脖子去看,甚至相信人血馒头,又或者听说维新就去抢尼姑庵,那么现代化的改革就会很难。

   (一)宪法意识有助于提升主人翁责任感

   “要问主权者与公民这两者相应的权利究竟到达什么程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对于自己本身——每个人对于全体以及全体对于每个个人——能规定到什么地步。”在宪法国家里,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利益。我们很少听说谁愿意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可是在外面随地吐痰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回家就没痰了?在他们看来,家才是他的家,宪法意识能够使人们意识到国家也是他的家。培养公民宪法意识,有助于增强社会责任感政治认同感,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卫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二)宪法意识有助于提升社会活力

   宪法的各项权利是社会活力的基石。有(秩序内)自由的人更有活力和创造力;财产权提升了为财产而奋斗的动力;政治权利则提升了社会的责任感……

   如果让我们为社会活力找个源头的话,那么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莫属。改革开放,改革的是自由度,开放促成了包容,仍然是自由度。同样的中国人,一下子就激发了史无前例的活力。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家庭,宪法意识都很重要。有人曾观察马云,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发挥大家的长处的人,用的是授权性思维,谁能干谁上,赋权驱赶,培养了很多能人,效果也比靠一人更好。

   (三)宪法意识有助于增强社会稳定性,避免周期律重演

   近代社会故事的开端往往以反对专制开始,以新的专制而结束。从根本上来讲,在于宪法意识在老故事里被磨灭了,而新故事还没有把宪法意识纳入进来。如果人们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愿望,那么仅仅把宪法写在纸上没有什么意义。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这样评价法国,“国内最有权势、最有知识、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找驾驭革命的方法,以便对它进行领导,因此,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而独立壮大起来……但到后来,当它由于自己举止过分而削弱时,立法者边设计出鲁莽的法案去消灭它,而不想法去引导和纠正它,立法者不愿意让它学会治国的方法,而挖空心思要把它挤出政府。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或缺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法国)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我们虽然破坏了贵族社会,但在我们恋恋不舍地环顾旧建筑的残垣破壁时,又好像愿意把自己永远留在那里。”

   (四)宪法意识有助于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社会要发展,制度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能否形成一种共识,托克维尔称之为民情,也就是宪法意识,是法治社会实现的重要保障。比如,司法运行规律告诉我们,司法机关不能被其他机关干扰,要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没有独立难有公正。而我国的司法机关不被很多老百姓所信任,滥权也屡见报端。这里的矛盾点在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公正的基础,而现有条件似乎又不能独立性太强。破题一方面要从制度着手,另一方面还要从小塑造宪法精神和公民意识,大部分人能够在宪法和法治的框架内思考和行为,才能构建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社会基础。

  

   宪法意识的内涵

   宪法意识至少包括:(1)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自由;(2)尊重规律基础上宽容对待人的多样性;(3)不在非黑即白中做出极端性的抉择;(4)以解决问题为着眼点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自由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按照宪法意识来治理国家。现代宪法是以人民权利的现实为根本和皈依,人民谋求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应当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一个公民拥有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得干涉的。即使遇到比如疫情等突发应急状态,这个干涉也要以“必要”为限。

   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有意志和行动自由;第二,为什么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第三,为什么遇到紧急情况了,还要讲必要性。

   1、人为什么要有意志和行动自由?

   人作为动物,一直保持着自主的天性,自我的意识;现代人作为高级动物,又明白这种天性不能侵害到他人的这种天性,我们称之为文明。宪法的存在就是肯定、呵护这些人之为人的天性,或称之为权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意志和行动的自由,很难说他是一个完整意义的现代人。这些权利和自由往往是一个人认识自我价值,满足基本需求所必不可少的,否则缺失的越多,生活就会感到越痛苦。

   没有自由的意志,人的创造性、责任感就不强,更为重要的是,缺失了什么,就会在其他的方面找补回来,以减少这种痛苦。比如古代社会人的尊严没有保障,我们看到就会层层下压,压到阿Q这个层面,没办法就“精神胜利”,但指望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去做“对的”,很不容易。再如古代社会自由度不高,工作的主动性就不强,创造力也不足;古代社会财产权保护得不好,投资的积极性就低,再生产能力就差。“幸福”不是“姓什么”,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保障的越充分,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社会越是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和自愿的基础上,就越是能自由地取得一切成就。”

   2、为什么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

   享受到自由与权利的拥有者,一定会深刻地理解,自由与权利从来都与对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密不可分。如果自由与权利只有一部分人所享有,这些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就有无限扩大的倾向;而另一部分没有的则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向他们一样拥有这种“特权”。这是古代等级社会的特点。这样的社会既不公平,也无效率。自由和权利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追求,但这种追求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需要考虑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3、为什么遇到紧急情况,还要讲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出现紧急情况、突发应急状态,一般都会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危,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可以无所顾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呢?紧急状态是为群体利益不得不做出自我权利的更多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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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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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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