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年:无法忘却的情谊——兼记韩延龙先生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0-07-11 15: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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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年  
研讨会收到中外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学术论文和相关材料50余件。与会学者热烈发言,对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我和延龙就此做了联合发言。会后经进一步斟酌,形成《关于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正式文稿,收录于1981年出版的学会刊物《法律史论丛》第一集。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选举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解铁光为会长,李光灿研究员等为副会长,吴建璠等为常务理事,韩延龙为理事兼秘书长(列席常务理事会)。这次研讨会不仅是全国法史学界的盛会,而且对法学界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组建学术团体开展学术交流、深化学术研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武汉大学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先生等一行,就不远千里到长春了解大会筹办、会章起草和会议进行情况。他对与会学者谦虚地说是“取经”。事实上,这次会议对中国法学会的复建也起了推动作用。

   学会建立后,法学所作为学会的挂靠单位(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法制史研究室实际上成为学会的办事机构,成为各集体会员与个人会员的联络中心。有鉴于此,延龙和我都觉得任务很重。我俩认为,比之于兄弟院校的老专家,我们研究室相对年轻,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为人处世要谦虚谨慎。对内,自身要抓紧专业学习和研究,加强团结,对各兄弟院校集体会员及个人会员要一视同仁。“文革”后有的单位遗留一些内部矛盾,我们了解后绝不议论、不介入,要促和谐。国家社团法制逐步形成后,延龙成为法律史学会的法人代表,事务工作进一步增加。而我和吴建璠很快又被指派去参加林彪、江青集团案的审判工作,大量工作落在了他一人身上。尽管如此,由于他能秉持前述原则,和室里同志一起较为圆满地完成了研究会建立后的繁重任务,并使之逐步走上正轨。此后研究会经两次换届,他作为副会长一直发挥实际组织领导作用。1995年至2004年他出任会长兼任《法律史论集》主编,在马小红、高旭晨副主编协助下,《法律史论集》连续出版了6集,受到学界广泛好评。

   从197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建立到2004年,20多年中,延龙一直是研究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依照研究会章程,与兄弟院校同仁不断沟通,及时化解了一些矛盾。按照各时期形势和法律史学科发展需要,对相关问题组织讨论和交流,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建设,推动了法律史学健康发展。近四十年来,一大批年轻法律史学者成为知名专家,一大批优秀法律史著作相继问世,这都得益于法律史学会的推动,也是他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结出的累累硕果,获得了学界同仁广泛赞誉。

  

   为研究生教育呕心沥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由研究生院与法学研究所联合设立,双重领导。招生由双方共同负责。研究生院负责后勤、教务、基础课程教学和学位审批;法学系负责专业教学、论文指导、学历和学位评定。系主任负责全面工作,由法学研究所任命。自1978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后,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各系、各专业博士点相继建立,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法学系又举办在职法学硕士研究生班。在此之前,法学所被批准建立法学专业博士后流动站。此项工作虽隶属人事,但不少教育和研究事务,也由法学系兼理,这使研究生教育成为法学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加强领导,1988年后所党委就一直考虑法学系主任一职的合适人选。我考虑,无论人品、学识、组织领导能力,延龙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提出后,党委成员一致表示同意。不过临征求他意见前我产生了顾虑:他是研究室主任,又是法律史学会的主要领导,再请他兼任法学系主任,负担是否过重?内心颇为忐忑。当与之商量时,虽然他也流露出与我类似的想法,但角度却是怕力不从心,影响工作。其态度之真诚实在令人感动。

   他兼任法学系主任(2000年后为法学系顾问)职务后,对研究室和学会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对法学系的工作首先从制度建设抓起,先后与黄儒贤、高鸿钧、胡云腾、李明德、王敏远和崔燕云等同志合作,协调各方面关系,以教学为中心,狠抓研究生教育质量。对招生和资源分配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及时反映,依据原则,坚决抵制。其间他虽罹患癌症,仍然念念不忘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各项任务。之后病稍好转便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延龙对研究生教育倾注的心血,有力地推动了法学系制度建设,为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了保证,赢得了广大学子的爱戴。

   回顾我所了解的延龙的人生历程,从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到1960年学成回国到中国科学院从事法学研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努力奋斗的一生,是积极奉献的一生。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虽然耽误了许多宝贵时光,但“文革”结束后便积极参与推动法学界解放思想,接着即按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精神,潜心进行法学研究。二十多年中连续撰写、编著出版了几部近现代法制有分量的鸿篇巨制,在近现代法制史研究上留下清晰的印记;他积极组建、领导中国法律史学会,广泛深入推动法律史学的研究与交流,终于使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心回归祖国的愿望成为现实;他不辞劳苦地从事研究生教育工作,完善相应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呕心沥血地奉献,将法学系建成了众多年轻学子成为有造诣学者和政法战线骨干的基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延龙从相识到相知,共同的法学研究事业和对问题愿意思考的特点,把我俩紧紧联结在一起。其间虽历经风雨,“文革”中甚至道路坎坷,但总能相互搀扶,砥砺前行。他思虑缜密,作风沉稳,对我帮助和支持良多。近年他几次生病住院,在病榻之上,还与我讨论工作中有关的学术问题和国内外发展形势。这次他罹患癌症,手术后五天就突然走了,家人、亲友和医生都始料不及。延龙走了,我痛失挚友,家人、朋友和同事都深切怀念他!在追思会上,大家都表示,一定要学习他忠于理想、热爱事业、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品德和学风,要用实际行动,让半个多世纪他从事的法律史研究,和其与同仁一起用心血灌浇的中国法律史学会,永远成为林木郁葱、花开不败的园地,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作者:刘海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法史学刊》2020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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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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