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年:无法忘却的情谊——兼记韩延龙先生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0-07-11 15: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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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年  
此后延龙一直坚持原来的计划并取得了骄人成绩。而我虽然也获了一些学界认可的阶段性成果,但由于职务变动,却不能不把主要精力转到其他研究领域,留下了深深遗憾。

   革命根据地建设,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其法律是根据地建设的支撑。现有法律史料,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依党中央政策结合实际情况颁行的历史文献,屡经战火得以保存,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董必武等老一代政法界领导指示汇集,主要部分保存于最高人民法院。“文革”前法学研究所立项拟对这批史料进行研究。从1964年开始,先后到最高人民法院抄写、复印资料的有张仲麟、李淑清、刘海年、刘楠来、常兆儒等。最高人民法院所存资料收集毕,王可菊、马駺聪等参加了资料整理工作。研究工作由副所长韩幽桐主持。此项研究尚未正式进行,由于“文革”而中止。1979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后,这一研究工作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法制史研究室。如前所述,具体由延龙和常兆儒承担。

   延龙和兆儒的研究,也从文献资料研究切入。这样,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进一步整理便列入法学所研究规划。经他们进一步筛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四卷本),于1981年和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它的出版,为与之相关的问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为我国立法、执法、司法工作和法学教育以及现代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提供了较系统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该书于1993年10月再版,书名为《革命根据地法治文献选编》(三卷本)。

   常兆儒同志去世后,延龙以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料为基础,与中国人民大学张希坡教授合作,编著了《中国革命法制史》(上下卷)。该书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六五”基金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7和1992年先后出版(2001年再版时合并为一册)。此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的专著。书中对1921年至1949年革命根据地制定的宪法性文件、施政纲领、政权机构建设、土地政策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它将这一时期革命政权和法制演变基本上划为萌芽、初创、形成和胜利四个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文献价值。甫一出版,便受到法律界和史学界关注与好评。上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四卷本),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革命法制史》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当届一等奖空缺),并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再版。

   延龙编著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近代警察史》。20世纪80年代初,公安部赵苍璧部长等领导,为提高国家警察队伍素质,通过群众出版社委托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编写中外警察制度发展的学习材料。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不过当时室里各项研究工作均已开展,各位同志手头都有不同任务,很难挤出时间专门查阅文献组织编写比较系统的东西。面对如此情况,延龙和我与出版社总编刘林春等同志商量,先就研究室各同志正研究的项目和熟悉的领域,将历史上与治安、警察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案例予以充实整理,形成不同形式的专题,以通俗文字简要加以介绍。按双方商定,总题目为《警察史话》,写出一篇发一篇。反映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史料云梦秦简中有一些,我和高恒同志正在研究,就结合《史记》《汉书》中有关战国、秦汉历史的记载,先写出了几篇。据出版社返回的信息,《警察史话》印发公安系统司局级干部看后,反映良好。这鼓励了大家的积极性,先后写出印发了二十多期。此后赵息黄同志又撰写了多篇外国警察史专题文章,反映也颇好。此工作一年多基本结束。延龙和我及出版社都认为,我国历史上关于警察的法制史料很珍贵,不能就此止步,便与室里同志合计,以现有的《警察史话》作为框架,充实内容,尽可能补上所缺的朝代相关制度和事例,形成连贯、有特点和学术性的集子,展示中国警察制度历史沿革的脉络。经研究室同志齐心协力,又经一年多,完成了初稿。由于延龙忙于其他任务,最后由俞鹿年和我定稿。定稿后,延龙和我意见一致,书名定为《中国警察制度历史沿革》或《中国警察制度历史发展》,总之应将“史”凸显出来。但出版社却认为凸显出“史”可能影响书的销路,坚持定名为《中国警察制度简论》。考虑到与之合作的关系,我们也没再坚持。这本书于1985年出版。

   《中国警察制度简论》初稿撰写中,我们发现,学界关于中国警察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如果说清代中期之前,各朝代尚无警察称谓,研究难度大,那么从清末实行新政,1898年开始出现警察算起,到1949年,经半个世纪,警察制度的沿革,也应予以厘清。这是近代法律史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社会主义警察制度完善有现实意义。尽管资料不全,困难较大,延龙和兆儒也决心承担,并很快开始了前期研究工作。兆儒同志去世后,延龙与苏亦工共同主持,并吸收赵九燕、林炎炎二同志参加,共同合作研究。为了收集足够材料,他们先在北京各大图书馆查阅相关著述和资料,之后又不辞劳苦赴重庆并两次赴南京查阅历史档案。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1993年由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产生、发展、结构、职能及相关法制、规章等做了系统介绍,资料比较丰富,内容充实。甫一出版,便受到学界和有关方面关注。2000年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订正,更名为《中国近代警察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2017年列入“社会科学学术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和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史研究的基础上,延龙和徐立志、马小红等合作,并由他牵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进行研究。在他的主持下,经他与徐立志、马小红、赵晓耕、舒国滢等同志共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上下两卷四编44章180万字于1998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部鸿篇巨制,按时间顺序分阶段论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立法、执法、司法状况及政策实施对法制发展的影响。该书作者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尽可能实事求是,力争秉笔直书,使全书基本反映新中国成立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它的出版填补了此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政法工作提供了参考,为教学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延龙和我与研究室从事的几项重要研究工作,还有改革开放之初编写的《中国古代办案百例》。这是一本知识性普及读物,出版后颇受欢迎,后增订再版。另一部是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组织全室同志完成的《中国历代贪贿案件资料汇编》。其中汇集的案例,大部来自正史、官书,也有些采于杂记,均为真人真事。案件有贪污贿赂案件和公职人员其他经济方面的犯罪案件。资料50余万字,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印发。由于经费不足,经与法律出版社联系,由我和延龙主编忍痛删去了一部分案例,198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所选案例均依年代顺序排列,原书有标题的,采用原标题;原书无标题的,由编著者斟酌内容拟定标题。所有案例,附有简要注释,除民国时期案件还附有译文。其内容不仅可使读者了解历史上处理贪贿案件情况,而且对现时反贪腐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延龙和我一起组织法制史同志完成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整理出版沈家本先生未刻文稿。沈家本先生是清末法制改革的先行者,思想深邃开放,是我国近代以西方法学阐释中华传统法律,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法学泰斗。他一生留下了大量著作,虽然大部分已经刊刻面世,一百多年来丰富了一代又一代法律界、法学界学人的思想,但仍有一部分未刻文稿散落下来。其中一部分由沈先生后人、余谷似(沈仁垌)、沈厚铎捐赠法学研究所,另一部分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地方。捐赠法学所的这一部分,法学所同志十分珍惜。1971年学部“五七干校”被安置在河南息县时,这部分未刻文稿与图书馆的善本书及革命根据地法律史料,整体转移到信阳鸡公山保存。学部回到北京,形势好转后,才又搬回。延龙和我早想将这些未刻稿整理出版,但碍于当时手头有更紧急的任务,一直未能如愿。20世纪90年代初,为适应法学界研究和教学发展需要,我们商量,由我牵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以法制史研究室人员为主,吸收兄弟单位研究力量,开始了整理工作。沈先生原稿是毛笔快速写成,其中不乏草字和行书,字迹不易辨认。为让出版社顺利编排,延龙在文稿顺序排列上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对其承担部分每天埋头伏案,辨认、点校,并一字一句用钢笔誊写在稿纸上。经大家分工合作,多次讨论,终成《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于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整理交付出版之后,我们又发现仍有相当一部分未刻文稿未能收入,内容虽不似已出版部分完整,但也很有价值,遂动议整理出版“补编”。之后又由我牵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由参加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的原班人员进行整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共两册,180万字,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与《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虽均由我牵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整理的原则与体例由延龙和我组织参加人员一同商定,而我除了点校分工的部分,联系语言所王克仲研究员对全部文稿进行审校和对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外,其余文稿收集、点校分工及与出版社联系等大部分复杂、细致的组织工作,均由延龙承担。尤其在组织《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过程中,他虽病魔缠身,但仍坚持不懈,实在令人感动。《沈家本未刻书集纂》完成时,我提出整理负责人他排在我前面,他坚决拒绝。《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完成时,我再次提出,并颇严肃说,如不同意,将陷我于不义之地。他仍不为所动。实在无奈,我只好打电话向出版社陈述意见,后又写信给出版社说明情况,问题才得以解决。

  

   参与组建、领导中国法律史学会

  

   1979年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参会的一些法律史学者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牵头,举办全国法律史学研讨会,并筹备建立中国法律史学会。当时百废待兴,国家法制很不健全。他和我商量并报经领导同意后,我们俩和常兆儒、高恒等,开始与北京兄弟院校从事中外法律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沟通。当时一些院校尚在恢复之中,不少老师居住分散,甚至居无定所,每个学校要跑两三趟,尤其那时交通和通信联络均不发达,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首都师范学院学者沟通,均靠骑自行车。好在我们正值中年,我身体好,延龙也算可以,我俩多跑几趟也不觉得累。兆儒或老高参加时,路上还相互开些玩笑。天热我衣帽不整,兆儒说学会建立后,谁会想到当年几位学者就如此短裤汗衫搞筹建工作啊!

   各校同专业的老师听说相聚讨论学术问题,商量筹建法律史专业研究学会,积极性高涨。特别是张晋藩、张国华二同志一再表示,通过学会这一研究平台,加强学术交流,推进中国的法律史学研究,一定要“争口气”,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回建中国。在与北京的学者沟通过程中,我们还就学会的名称、分支学科专业设置和研究对象广泛征求了大家意见,为研究会章程起草和研讨会开幕领导致词、讲话撰写做了必要准备。在与北京同仁大体达成共识的同时,便开始与上海、武汉、重庆、西安和长春等地的政法院校法律史专业的老师和相关领导联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在校领导大力支持下,主动表示愿承办研讨会会务。整个筹备工作和会章起草由延龙负责;我带几位研究生负责起草领导讲话和会议简报撰写等资料工作;崔治平负责财务并与吉林大学栗劲、刘富起两位老师联系具体事务。大家戏称他为“崔司库”。会前延龙和我就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纲要。

中国法律史研讨会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于1979年9月12日至18日在长春召开,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中国法律史学会是改革开放后法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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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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