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年:无法忘却的情谊——兼记韩延龙先生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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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年  

  

   支持我和高恒参加云梦秦简整理

  

   1975年底,湖北云梦县城关公社在兴修水利工程中,发现了秦代记有多种法律的竹简。第二年3月,消息一报道便引起我极大注意。不久研究所临时总支一位委员找到我说,有关单位询问法学所有无研究古代法律的,问我是否愿意去参加整理新发现的云梦秦简。我听了很高兴,但未敢贸然答应。听说这批竹简整理工作归国家文物局领导,我就先到文物局找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同学打听,他告诉我这属学术研究,考古、古文字、历史学方面的专家已开始集中,应当参加。他的介绍进一步提高了我的积极性。接着便回二机床厂与延龙商量,并告诉他可以再去一人,得到了他大力支持。我们俩商量,先征求高恒意见,他如愿意,建议总支允许高恒与我一起参加。在延龙的支持下,从1976年春到1978年春,我和高恒与历史所、北京大学、湖北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不同专业的同仁一起从事了两年秦简识读、注释、翻译等整理工作。这既完成了一项国家重要工作,我们个人也学到了不少知识,成为研究生涯的一件幸事。由此启动的先秦和秦汉法律史研究,后来成了法制史研究室的强项。

  

   推动法学所和法学界思想解放

  

   1977年,中央为使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决定将原属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由胡乔木任院长,邓立群、于光远任副院长。中国法学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所陆续组建了新领导班子,原所属之研究组,更名为研究室,延龙和我被任命为研究室正副主任。之后,又增吴建璠为副主任。

   1978年夏天,全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的讨论,引起了大家对“文革”前和“文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的反思。延龙是敏感又善于思考的人。此时他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温文尔雅,熟悉他的同事却能感到其内心的激情开始燃烧。大约是当年夏秋的一天,他到西藏驻京办事处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回来后颇为兴奋地告诉我,座谈会规模不大,他属于“小字辈”,其他都是北京法律界、法学界的名流。中宣部原副处长(中宣部当时的处相当于后来的局)林涧青参与主持了这次座谈,但他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都没多讲话。简短开场白中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即让大家畅谈法学界存在哪些问题应提出讨论。参会的同志众说纷纭,其中有理论问题,如人治与法治、法律继承性问题;也有1954年宪法已有规定,但1957年“反右”却加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又曾加以批判的问题,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等问题。我听了也很兴奋。但多少年后谈及此次会议时,延龙却弄不清什么人让他去参加这次座谈,记得参会的人有北京大学的陈守一,其他人由于不熟悉,再也无印象。我曾提出是不是林涧青要他去的,林“文革”前“四清”与他相识,家住法学研究所附近。我们碰见时,多点头示意。延龙不止一次向我介绍此人。林不苟言笑,说话简练。是不是林让他参加的?延龙也记不起来。我印象中,王家福也参加了这次座谈。记得当时王家福也曾向我谈及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且在全所会讨论时,是延龙与王家福两人一起做的传达。

   他们传达后,所里进行了几次讨论。讨论中对上述问题和其他法学、法律中的问题,也有诸多分歧意见。有的是以法理和宪法规定的原则为标准;有的是以当时执法、司法中的事实为依据;有的仍摆脱不掉1957年“反右”曾加以否定、“文革”中进一步强化的观念。好在大家刚刚经历了这场“被运动”,并身受其害,都能较平静地讲道理。经几次热烈讨论,观点逐渐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所里领导召集各研究室负责人联席会。参会的同志普遍认为,应以法学研究所的名义举办一次大型研讨会,以推动法学界更大范围敞开思想,提高认识。但主持会议的临时总支书记却犹豫不决。好在那次联席会有已经“解放”但仍未正式任职的前副所长韩幽桐同志参加。她实在不忍心这种尴尬的局面再继续下去,便毅然发言支持与会绝大多数同志意见,拍板举办一次邀请在北京的法学界和法律界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的民主与法制研讨会。

   1978年秋,在前门东大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举办的这次民主与法制研讨会,有近百人参加。与在法学所的讨论一样,研讨会无严格预设程序。主持人只简要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遭到破坏,积累了许多问题。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要敞开思想,把多年来被破坏的民主法制领域存在的问题予以揭露,以推进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开场白之后便是自由发言。延龙做了发言,我和陈春龙当年4月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干部要带头遵法守纪、反对特权、呼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内容的文章,也就此内容做了发言。会议发言者在阐述法学理论问题时,多联系“文化大革命”中对民主法制被破坏和对人民权利侵犯的事实,发言踊跃深刻,研讨会很成功。后来才意识到,研讨会和会后发表的多篇文章,有力地配合了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和正式会议,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全会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确立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为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党中央领导讲话和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延龙和研究所的所有同志一样,都焕发了科研的青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法学所不少同志投入了国家立法和中央政法工作政策咨询及有关文件起草工作。当时国家社科规划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办公室人员由院科研局人员兼任。1979年初,延龙和我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参加法学部分规划的制定,我和王家福、吴建璠到京西宾馆参与起草这次会议的领导讲话。两人工作地方虽不在一起,但工作内容是同一整体,稍不同的只是原则与具体有所侧重。这是改革开放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本身就说明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我俩几次交换意见,都认为要不负重托,将所承担的任务完成好。由于是第一次,没有相应的资料,就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期又学习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最后我们都认为,规划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反复研究起草的规划稿,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进一步讨论,形成了更完善的社会科学发展蓝图。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发展新阶段,对包括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延龙对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还表现在人权理论研究问题上。人权领域的思想解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较晚冲破的禁区之一。尽管宣布“文革”结束,不少领域揭露了大量群众和干部权利被侵犯的事实,党中央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也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权利,必须加强民主法制。但大家发言和文章除谈具体案件,多只谈保障某一方面某一部分人的权利,或最一般谈保障人民权利。尽管所谈均属人权,却都避开“人权”一词。尤其是一些主流媒体仍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宣称“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很是吓人。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加快步伐,农村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和城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权利的要求更加普遍,更加迫切;加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剧变,苏联逐步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人权斗争的矛头重点指向中国,通过国际组织施压,妄图改变中国颜色。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1991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人权问题回避不了,要进行研究,并将理论研究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可能考虑人权保障重点属法律问题,胡绳院长将此项研究任务交给了时任法学所领导的王家福和我。我去听中央关于对人权研究的指示传达后,立即在所内进行了传达讨论。中央提出对人权进行研究,这一禁区总算被打破了,大家颇为兴奋。不过对人权从概念、主体、客体怎么看,人权概念与人权观念是什么关系,人权概念、观念与人权保障制度又是什么联系,我们应如何对待人权等问题,都要有清楚认识。

   在所内进行系列讨论、初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为了更广泛传达中央精神,听取意见,1991年6月初法学所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人权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关于人权概念、观念、人权理论和制度历史发展,重视人权理论研究和人权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等都有重要发言。与会专家、学者情绪普遍高涨,一致拥护中央关于要开展人权研究的决定。延龙在会上以革命根据地的相关史料,阐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重视人权的历史,联系实际做了发言。尽管讨论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共识,但在人权研究思想解放上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会后,延龙和李林一起,撰写了要报《我国应高举社会主义人权旗帜》。他们在要报中指出:高举人权旗帜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同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干涉我国内政进行斗争;有利于维护我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挫败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有利于加强我国人权研究和保障各项权利充分实现。要报同时指出,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就是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人权而奋斗。这篇要报与我撰写的《关于人权的概念》,刘楠来、朱晓青撰写的《划清对人权国际保护和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界结》,上报中央后受到领导重视,成为中央调整政策、国家完善法治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撰写和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的重要参考。

   基于国内人权建设和国际人权斗争与交流的需要,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整个90年代都是法学研究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延龙大部分时间从事近现代法制史研究,一旦中央交办人权研究紧急任务,他便不辞辛苦,义无反顾地投入紧急任务。1991年春中央部署开展人权理论研究不久,中宣部组织编辑大型人权研究资料丛书,法学所负责组织编辑《中国人权建设》和《发展中国家与人权》。前者由研究所组织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讨论并撰稿,后者由研究所出面与我驻有关国家使馆和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联系。《中国人权建设》文稿集中后,由史探经和延龙主编,李步云撰写序言。这是第一部系统、全面反映我国人权保障的资料性著作,社会效果良好。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前,外交部委托法学所撰写一篇我国代表团参会的理论对策和建议。此报告经多次集体讨论后,委托夏勇起草。在讨论和修改过程中延龙发表意见的思考、思路都是超前的,为报告的撰成做出了贡献。此报告为外交部所重视,我国参会的代表团成员人手一册。其中的不少观点为大会最后文件——《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所采纳。

   上述要报与我和王家福、延龙等后来赴北美、西欧、南亚进行人权考察后所写的系列《要报》,以及由集体讨论、由夏勇执笔撰写的《关于我国参加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的理论对策和建议》的报告,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潜心研究近现代法律历史

  

1979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后,我俩一致认为,我们自己和研究室的全体同志都要抓紧时间扎扎实实搞好研究,以弥补“文革”前参加运动和“文革”十多年时间造成的损失。法制史研究室人员调整后有减有增,我们俩商定,我和高恒继续以云梦秦简为切入点研究战国秦汉法律制度史。他与常兆儒以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为基础,进而研究近代现代法律史,其他同志按自己基础和志愿选择不同的断代法制研究。1981年,我和延龙一起随韩幽桐副所长赴日本访问,了解到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之所以能对一些断代法律研究那么深入,是因为他们对每个专题、每一个断代研究都花了很长时间,收集了大量资料,如仁井田陞、滋贺秀三对唐律,岛田正郎对辽代法律,几乎是投入毕生精力。这使我们更坚定了对研究室分工的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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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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