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院的基本知识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讲，书刊和网络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大家可以自行翻阅和查找。当代在中国对书院文化有研究的主要是岳麓书院，他们学术研究的方向之一就是中国书院文化，还出版一个学术辑刊——《中国书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现在一定办书院有点热，我们也想来凑这个热闹。但是，今天许多地方、许多人办的书院与古代儒家学者办的书院有非常大的差别。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热中于办书院呢？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关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书院的精神。讲清了书院的精神对我们下面要办书院就能够把握一个正确的方向。大陆新儒家蒋庆先生最近有一篇关于书院的谈话（《蒋庆先生谈书院建设及儒学传承》，网上有，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觉得许多地方非常契合我的想法。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
第一，书院的性质
第二，为什么需要办书院？
第三，书院怎么活动？
就书院的性质来说，中国古代的书院最基本的特性就是民间性。民间性就是说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办的，它属于私学，而不属于官学。蒋庆先生说：
这体现在它的经费、财产、建筑、主持书院的人员，如山长，都是民间的。还有，它的讲学内容也是民间的，也就是说，私人性很强，谁办的书院就讲谁的学问，阳明办的书院就肯定是讲阳明的学问、陆象山办的书院就讲陆象山的学问，张敬夫在岳麓书院主持的时候，也是讲他自己的学问，这就是说书院的私人性很强，你是什么学派，就讲什么。
民国期间段正元在民间办道德学社也一直强调和坚守一个原则：“不用公家一文钱，不受国家一名位，不占公家一席地”，当时有人请段正元当顾问，有的组织愿意给道德学社提供资助，都被婉言谢绝了。道德学社，完全靠的是弟子的微薄捐献，艰苦卓绝，即如吃水一项，自掘自汲自用，不用花钱去买；吃食一项，大多数为小米咸菜；衣服多半粗布棉衣等等，这样师生共同维持道德学社20多年。师尊本人既没有工资，演讲也没有费用，出门万不得已连车都不坐。非但如此，如果有求助者或国家百姓遇见什么灾难，他们还尽力捐钱捐物。这样，道德学社就在20世纪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了绝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民间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书院有了民间性就能够独立、自主、自由，当然也可能是相对的，这对一个书院来说又根本的。现在那个山东万松浦书院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办书院，它是山东著名作家张炜创办的。张是山东省龙口市人，现在是山东省作协主席，曾经在龙口市政府长期挂职。万松浦书院就是主要由龙口市投资兴建的，所以十分的豪华，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有编制的，领工资的。现在的岳麓书院，虽然挂的是古代岳麓书院的牌子，用的是岳麓书院的地方，但实际上它是湖南大学的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是属于现代大学的研究机构，经费来源、工作人员都是半官方性质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属于“体制内”的。
这几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大家都想办书院或者正在办书院的热潮，这是令人振奋的传统文化复兴的好现象。但是许多书院名不符实的，有赶浪潮的倾向。如陕西这边也有人有官方背景和社会关系，在那边宝鸡市政府给批了一大片土地，帮助办成一个可以招生赚钱的中国文化书院，与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和老舍的儿子舒乙教授牵头办的那个“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差不多。圣陶学校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经政府批准的明确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的9年义务制教育课程寄宿制学历学校，是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加入传统文化课程的这么一所学校。
蒋庆先生说：“书院规模不在大，而在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那么，怎么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呢？他认为书院不是传授知识，而主要的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而书院所谓讲学，也是讲“道”意义上的学，即经学、道学、心学等，而不是讲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即纯粹知识性的学。这点我很同意，那么什么是“道”？有的同人就要就问了，简单的说，“道”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一个观念，如果从哲学的层面，道是本源根本、本体最高实在等等；从宗教学的层面，道也可以说就是昊天上帝。最高上帝和西方的纯粹人格神不一样，由于一些原因，这方面今天不多谈。“道”这个观念不仅仅属于道家的，先秦各家都谈道，有对道的不同理解，因为以道家谈的最完备，人们就觉得好象一谈到道就是在说道家，其实儒家谈道的也非常的多，我还就此专门考察过，在“中国文化概论”课堂上讲过。中国文化中有“道”、“法”、“术”三个概念，其中“道”是最高的，是统摄“法”和“术”的，“法”和“术”相当于一般方法和技艺性，用现代人们熟悉的话语，“道”相当于价值理性，“法”和“术”相当于工具理性。中国文化中有“道”、“法”、“术”的关系，具体反映在治国思想方面就相当于德治、礼治、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与今天的人们以法治国的观念大不一样。
儒家的道统从理论体系上形成比较晚，但思想早就有了，只不过没有专门提升出来，直到唐代的韩愈才明确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即尧舜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儒家最高价值和基本理念、理想的传承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凭空杜撰的，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当中经过儒家学者的总结阐发提出来的，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有断有续，有衰有兴，但始终是我们民族生命力的一个内在源泉和基本动力。如果失去了这个系统，文化就可能走错方向，甚至误入歧途。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我们形成冲击，我们批判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远离甚至违背了这个“道”，我们的民族危机，国家危亡，文化没有了方向，人们受到不同的影响，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化观点，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马克思主义，以至今天的综合创新，长期的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只好跟着感觉走，失败了再爬起来，做错了就当交学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大道既隐”。大道一隐的话，我们就没有了一个文化的标准，所以我们就是“为道屡迁”，因此，我说道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个不可须臾离的大本大源、全体大用的东西。
如果要我说，我还想在蒋庆先生“传道、弘道、讲道”基础上补充两个：“明道、修道”，这就是我想办的书院的基本精神。书院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才能使我们的文脉接续起来，使中国文化走出迷途。
蒋庆先生主张也有人不同意，记者曹红蓓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过一篇报道：《怀揣梦想改变现行教育弊端 中国文人的书院情结》（2005年11月24 日），文中有一段话这样说：
书院在一般文人眼里和儒学者眼里有很大的不同。蒋庆从不把书院看做学校：“学校传播的是知识，书院传播的是价值，即所谓道。”他进一步解释：西方，知识和价值是两个体系里的东西，是分开传授的。
蒋庆为什么要在那个偏僻艰苦的地方建书院？一说是标志“学在深山，道在民间”，二说是意在衔续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王阳明的精神，三说是出于对儒学复兴的绝望而存种子，以使“火尽薪传，身死无恨”。
“要是我，绝对不会建在那儿的，我肯定建在中关村。”政治儒学者康晓光对本刊表达了他对未来书院的惊人向往：未来的书院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精英书院，是人文学者交流切磋进一步提高思想力的地方。二是草根书院，是由一部分专职人员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仅次于政府的综合性社区公共服务组织，附带教化功能。
“书院不是研究所、大学、图书馆、博物馆，书院应该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心。”
同时，书院应该有相当大的规模，并通过面对社会的收费性服务、会员费用和财政拨款来实现持续运转。
这里康晓光就提出了自己的对书院的理解，与蒋庆先生大不一样。如果要我来说，我宁愿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现代农村和城市办以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为主旨的书院，主要解决老百姓安身立命的问题，以道德为体，生活为用，通过身心和谐，内外和谐，天地人和谐，人与人与万物和谐，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谐，“天下归仁焉。”
书院要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历史上不容易，到了近代以后就更难了。古代书院大都是靠士绅和士大夫资助办起来的，办起来后又主要是靠田产来养的，而今天的书院缺乏这样的一种条件，必须主要靠外界资助，所以办学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变味，就拿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大儒梁漱冥先生来说吧，他曾经在四十年代在重庆办勉仁书院，最初的理想就是要办成宋明儒家那样的书院，这是他年轻时就一直想完成的一个愿望。那时已是抗战后期，他虽然有名气，没有钱。后来好多人支持他，但支持他的人，并不希望办他把书院办成传统的模式，因为那些出资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书院读书，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甚至升官发财，和今天的家长心理差不多。所以，梁先生就不得已就将勉仁书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勉仁中学，属于当时的国民体制教育体系，就是现在的普通中学，学生从学校出来是要找工作的；另一部分是勉仁文学院，是传统性质的书院，自由讲学。最后，还遇到教育管理部门的干扰，还是没办法办下去。这里就是传统书院与现代西方引进的教育体制的冲突，人们理想的当然是结合，问题是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结合的，很多时候往往是选择。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传统的书院基本上不存在了，清一色的就是西化的教育体制，弊端非常多，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学生在抱怨，老师在忍耐，家长不知道怎么办，顺着潮流走。这就是我们要办书院的根本原因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办书院？这与古代儒者的动因差不多。正如有研究者所论（见《书院精神和传统沿化》，www.univs.cn之湖湘文化），书院教育的兴起源于历史现实的困境或缺失状况。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予惟前代痒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他认为书院兴起的原因在于官方教育的衰落不振，有志于学的士子刻意为之，以及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很有概括性的归因。后来的书院发展无外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现实需要、学术牵引和政府力行是历史改革的基本力量，离开了哪一种，改革都可能显得动力不足。书院教育算是对正规教育的一次改革，它的蔚然大气当然少不了其中之一，但它在产生之初，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的需要，现实的急切和危机呼唤一种新生。“书院之实何为乎？……郡邑之学有废而不立之时，学者无所就于学。于斯时也，私设 舍，广集学徒，以补学之缺。”元代学者吴澄也这样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把书院教育作为官方教育补充而产生的。事实上后来的学者都多是这种观点。明朝著名的心学家王守仁（阳明）在《万松书院记》里认为：“惟有我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而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学校之不逮也。”如果说他和前人有所不同的话，他则直接指出官方教育的弊端是促使书院建立的原因。不管王朝的统治阶级如何想把书院官学化，书院在这时成为官方教育的对立面，成为官方教育理应借鉴的不同的参照系统。在学校兴盛的时候，“书院自无异教”，但在学校弊端众生的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系统来“扶其弊”。
今天的情况与这差不多，我再引用记者曹红蓓《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1月24 日）《怀揣梦想改变现行教育弊端 中国文人的书院情结》一文中的一段话来补充说明：
很多人对古代书院的美好念想，实际是出于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反感甚至绝望。
中国近代废书院兴学堂后，最初引进的是比较注重系统知识和记忆的德国赫尔巴特体系。五四以后，中国教育在学制上学美国，而教育理念上仍是德式。解放后前苏联凯洛夫的课程理论对中国也造成一些影响。之后由高考而引发的一系列中国教育的特殊情况，以及50年代到70年代末政治运动中对教师地位的一再贬低，导致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很怪异，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现代的。”江西教育学者李才栋如是说。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学生办公室主任许平对本刊讲述了书院因素加入复旦教改的过程。最初，复旦是效仿耶鲁大学的住宿学院和文理课程筹备教改，在收集资料时发现了中国书院。于是考虑以书院文化来反对现在教育中学生的功利性倾向，并对学生进行人文传统的熏陶。
我曾经在《我看“读经”》一文中这样写到：
中国教育的弊端很多，已经让学生忍无可忍，让家长忧心忡忡的主要有：
1、应试教育的弊端
中国现在这种集体性的课堂教育方式，教师进行的大面积的、统一的、满堂灌的教育方式，在一个班几十名学生中，老师是没有办法对每一个有深入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材施教。特别是在中小学盛行的应试教育和大学狭隘的专业教育，评价教育成果的最后方式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基本上忽视了学生作为一个个性丰富、生动活泼的人所需要的一切。中国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的巨大缺陷，大多数论者以为我国的教育普遍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重视现有知识传递和积累，缺乏创造性的培养，提倡死记硬背，实行题海战术，使用标准答案，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把教学过程单纯理解为对现有知识传递和积累，在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上也是重继承轻创新、重灌输轻发现等等，这是当前我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流弊。中国的学生知识基础扎实，但缺乏创造力，如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考试都是很好、最好的，但做创造性的研究却不如美国的学生。学生之所以创造力匮乏，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教育长期以来把学生当成了“产品”，把学校当成了“企业”，这个“工厂”可以进行成批成量的“生产”，因而没有可能因材施教，也没有办法使学生有独特的创造精神，尽管有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的努力，却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在知识型教育模式之中徘徊。
2、学校素质教育的弊端
素质教育讲了很多年、在实际操作中只是摆花架子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今天的教育虽然一直在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教育过程当中，这些方面往往是抽象的的议论多，具体的实施措施少；在教育过程中不同方面的内容是割裂的，不能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注重知识的传授，以为教给学生分门别类的各种知识就能够达到育人的目的，结果是学生什么都学了，什么都知道，考试成绩也都不错，却在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成人”，不能很好地完成其人生的任务和社会的责任。
3、语文和外语教学的弊端
我们的语文教育是以白话文为主的所谓现代汉语的语言文字教育，突出的问题是浅薄，所用范文只不过是现代作家以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没有文化底蕴，甚至流于文字游戏。现在语文教学水平提不高，老师就在考试上做“文章”，出些怪题、难题，不是有某著名的大作家、大学教授做高考语文试题都没有及格的报道吗？其弊端的产生与白话文改革、汉字简化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把经过几千年提炼和考验的文言文彻底废除了，大陆还废除了繁体字，许多古代典籍学生都读不懂。我们的教育还把文言文象学外语一样，在大学里把古代汉语作为一门基础课，又有古代文学在中文系，古代哲学在哲学系。这样的分裂教学，学生整天忙于各种课本的学习，忙于多门课程的考试，结果并没有学到多少真东西，真是可悲。
特别是外语教学简直是浪费学生的黄金年华，是浪费生命。我们对外开放，学习外语是必要的，但决没有必要全民学外语，全民考外语，不管什么专业、什么职业，不管学了有没有用，学了能不能用，反正外语已经是人人必过的独木桥。英语对学生是如此重要，专业课就对不起了，因为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专业课只要能考及格就行，如果运气不好，补考也能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也只能走走过场了。由于英语考试，浪费大量学生学习专
业课的时间，使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与日俱下，已经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这几年连培养研究生这样的所谓高级人才也是唯英语论。对于考研者来说，英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它早已成为考研游戏的必备前提。想招的学生因为英语赶不上要求的水准，招不进来；而英语能力强，对专业了解肤浅，也无心专业的学生却脱颖而出挤上门来，这是太多中国导师的尴尬和中国学生的悲剧。而这样“重视”外语教学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外语成了敲门砖，这样外语没有学好，花了那么多时间没有用，也耽误了其他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掌握，所以中国教育成本高，效率底，效果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说书院的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那么书院究竟怎么活动？当然是讲学了，但是书院的讲学与我们现在在大学讲坛上、在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大不相同。蒋庆先生说：
中国书院的讲学活动，是最符合人性，最自由的，最充满灵性的，师生之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是学都是道。一个老师在上面讲，一群学生在下面听，是西式的教育，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会讲最多拟出一个题目，老师引出问题，大部分问答辩难。就是学生们来了，大家坐在一起，有什么问题问，老师答，这样会很有效果。所以书院不能办成体制化教学的方式，老师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这些都没有必要。不要搞成现在的学术讨论会，要恢复书院的自由讲学气氛，大家想到公园里，或者想在自己的寝室里讨论问题，都可以。
是这样，因为书院是以“道”为轴心的，而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语言只是表达描述道很有限的工具，对道的了解关键在体悟、证悟——前者是自我的修行，后者是与同道的相互印证。老师之所以被称为导师，就是因为老师并不是教给你多少知识，而是主要是象一个精神世界的探险者一样，他走过了万水千山，在你出发之前他给你讲一讲探险的经验和教训，指出那一条路能够走过去？怎么走？让你少走弯路，少浪费时间和精力，最后顺利地到达终点。另外，书院是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的，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在社会上挺立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以道的精神批判社会的腐败堕落，对社会形成一种正面的示范效应，进而达到影响社会历史的作用。
过去我们不是有“师道尊严”的说法，这不是象人们曾经在“文革”后期批判的那样是树立教师的权威来压制学生。其实，中国人素以师道为至尊，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谓师道尊严者，就是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如果老师自认为可以教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勉强地教育别人，以为师沾沾自喜，那就没有尊严可言了，学生没有恭敬心，什么也不会学到。所以做老师教人，也应该看机会，随缘而教，决不能强求。不但不强求，就是在师生没有达到对道义的和谐共鸣，学生渴望老师的指点，老师也看这个学生为可造之才，那样才明确师生关系，所以古代的师生关系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今天我们的师生关系已经非常的糟糕了。这个话题我以后有时间还要专门讲一讲。对于那些很牛的学生，可以请他做老师，看看如何？这样才可能有“师道尊严”。“师道尊严”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师的尊严。师在尊严如何来？当然是为师的道德人格和学识学问了。一是道的尊严，这是要靠学生通过老师引导慢慢领悟的。师的尊严和道的尊严应该是合一的，所以有师者道也，道者师也，师道合一的说法。学生求道要通过师，通过师才能近道。师道怎么重要，所以说“师道尊严”。但应该明白，这种“严”就教师来说主要是指称教师的尊严，而不是教师的严厉和权威的不可违犯性。《学记》里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知敬学。”可见，“师严”“道尊”是为了“敬学”而只有“敬学”才能明道。过去我们在文艺作品中那把古代的教育者都看成呆板严酷的“老夫子”形象，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师道尊严”的扭曲和妖魔化。尽管在书院教育中一直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但并不是盲目地树立教师权威，让教师来左右学生的一切。教师始终重视的是“道”，以“道”为理想的追求，而不是让学生去崇拜自己，学生信奉教师就是信奉“道”，不是搞个人崇拜，阴谋压迫。
在传统书院中，所谓教学活动就是每次有一个主题话题，主讲者说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问难、讨论，激发思考，问题也许解决不了，但是肯定是有收获的，而且容易教学相长。学生学习也是非常自由的，强调学生的自学，以清代乾隆时与众不同的紫阳学院为例。他们的自学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书院指导学生读书，山长的作用是关键。二是课程安排。三是考课检查。其间，我们可以从陈宏谋的《培远堂集》看到紫阳书院的学习情况：“诸生各列功课簿一本，各将每月所读何书，所看何书，或临某帖，逐一注明，以备掌院不时取阅。”自学过程中有难而问，老师也特别喜欢“大哉问”的学生，就是能够提出非常有分量的问题，激发师生之间的共同思考，以解决重大的儒学义理问题，推动思想学术的发展。
最后，我想简单总结一下，说明我想办一个什么样的书院。这其实在我们的书院办学宗旨当中已经有了，我不敢是我们要开辟出一个多么大的天地，只是想在需要有人来的事情上我们意识到了就来自觉地做，努力地做，为大家创造一片能够提升个人生命，同时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空间，弥补时下社会和教育机构不能做、不愿做、忽视了不做的那些地方，同时我们在这个环境里感到如沐春风那样的心情愉快。这样，就很不错了。
今天就到这里，现在大家有相关问题进行提问、问难，咱们互相讨论。谢谢大家！
杨炜敏：前天韩老师邀请我参加咱们书院的会讲，今天第一次来，粗粗看了《西安中和书院（筹）通讯》，对大家准备办的书院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听了韩老师讲的这些，很受启发。我可能比在坐的诸位年长几岁——当然除了韩老师、邢老师以外——大学毕业后也在社会上晃荡过几年，多一点人生的感悟吧。一个我想说的是大家办书院面向社会进行读经活动，这在西安以前有个朋友搞过，有一些经验教训，以后可以与各位共享。一个意思，这方面在西安不容易搞，不如在沿海和南方，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研究，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另一个我想说的是我们以前有几个同道，进行过一些佛教的修证，对大家的身心素养都有很大的改变，受益非浅。那是在儒学低潮的时候。现在儒学已经起来复兴，社会的变化使佛道的一些朋友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儒学才能真正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韩老师插话：炜敏说得对，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周至县佛教居士自发地化缘，发起为孔子建设大成殿；还有就是净空法师在海内外推动读儒家经典活动，影响非常大），所以看好儒家。现在办书院正当其时啊！
问：办书院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韩老师：我们办书院并不是直接地解决现实的问题，如赚钱、找工作、成家立业等，而是通过书院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思想问题，信仰问题，使这些在不同专业领域没有办法解决而困惑人们的问题上升到道的高度，得到一种全新视角、视野，从而产生一种超越的认识，把生活中的各种困惑看开，有些问题不解决也就解决了，有些问题就有了解决的新思路、新方法，有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书院就是准备这样通过影响一个一个的人，进而间接地影响社会。
问：老师，我看韩剧，发现韩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保存得非常好，人们之间重视亲情，重视尊老爱幼，彬彬有礼，我们中国自己则没有很好地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中国人现在素质很差。所以，造成现在的信仰缺失，是这样吗？还有，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的农村人家中经济本来就很差，结果许多大学生上了大学又不得不回到家里，连原来的外债都还不了。这可怎么办啊？儒学怎么面对这些社会矛盾？
韩老师：你的发现是对的，在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当中，韩国是儒家文化保留最完好的，这特别反映在伦理道德方面。而我们自己则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批判，特别是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打砸抢，传统文化破坏殆尽，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全面的西化之中，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断裂了，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的信仰缺失，社会这方面有巨大的空白，而儒家文化正好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其中概括地说也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包括诸子百家，儒道释等。这个问题讲起来不是一时半会儿说清的，我们讲在今后的系列讲座中回答这个非常大的问题。贫富差距大的问题从理论上让经济学家说是正常的，党中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决策也是对的，问题是当初在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时没有考虑到如何抑制不正当乃至非法的暴富，这就好象开闸放水了但还没有把渠道修好一样，造成了今天的大水漫流，涝的涝死了，旱的旱死了，这就埋下了社会动荡不安的种子。当然，国家也在想尽办法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拭目以待吧。儒家肯定是要面临当今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是不要指望儒家能够象包治百病的药方一样，儒家最有效的应该是为社会提供基本的路线，形成人们普遍的信仰，重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安身立命，和谐社会。儒家思想的多层面、多元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资源，我们应该在全面深刻地掌握基础上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
问：韩老师您说说儒道佛各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关系？儒家为什么是主体？
韩老师：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今天时间不多了，我最近有一篇文章，是05年国庆期间在曲阜民间祭祀孔子和会讲时的讲稿，在网上，题目是《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比较简单地勾勒了一下儒道佛，包括法家在历史上的关系演变，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好了，已经比预计的时间超时了，耽误大家吃饭，对不起，今天就到这里。
建志栋、李冕整理，韩星校改，2006年1月22日
韩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