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9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17:16:04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良性竞争   有效管控   社会治理能力  

吴心伯  

  


   【内容提要】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良性竞争;有效管控;社会治理能力

  

   一、引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就是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同1950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对于构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意义那样,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演变的角度看,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具有转折性意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力量、以伊朗和朝鲜为代表的‘无赖国家’以及跨国威胁组织特别是‘圣战’恐怖组织”正在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宣称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突出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对华基调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致。这标志着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博明(Matthew Pottinger)直言不讳地宣称,特朗普政府已将竞争的概念置于其对华政策的最前沿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位置。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中美关系的历史看,自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结束战略对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则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之所以称之为战略竞争,是因为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各自战略与政策调整以及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等,正在使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不仅如此,鉴于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与演变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美竞争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聚集分析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中美竞争,剖析中美竞争的特点与性质,或探讨如何管理中美竞争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学术界与政策界更好地认识和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然而,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对中美竞争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某个时段或某个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和性质也不能仅就中美关系本身而论,而是要结合历史上大国竞争的共性和21世纪时代条件所塑造的个性加以分析,需要探讨竞争的一般性规律和新的时代特征。对如何管理中美竞争的思考也不能仅着眼于中美关系本身,更要顾及其对21世纪大国互动方式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因此,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应该关注竞争的理论与规范、中美竞争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当下的竞争行为,把握中美竞争的实质,探讨中美竞争的管理之道。

  

   二、国际竞争的规范与理论视角

   国际政治中的竞争是指国家之间对力量、利益、地位、影响力和声誉等有形或无形要素的争夺。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国家之间的竞争状态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基本状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间的竞争构成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了体系的成长与扩张。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层次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单位层次上的自利动机,决定了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竞争与合作是国家实现其利益目标的两种基本行为。建构主义则认为,在洛克式无政府社会(亦即当下的国际政治状态)中,竞争是国家行为的基本逻辑。因此,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表明,竞争是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视角。

   在国家间关系中,竞争往往与合作和冲突并存。“从整个国际关系到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几乎总是处于国际竞争、合作与冲突的混合状态之中,越来越难以找到单一而纯粹的状态,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或在不同的领域、问题上竞争、合作与冲突同时并列。”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竞争不仅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竞争可能转化为冲突,也可能转化为合作。当竞争双方都认为争夺中的利益对己方关系重大,不可放弃也难以妥协,就会不断加大资源投入,使得竞争力度不断加剧。尤其是当竞争的着力点转向“压制、伤害以致消灭竞争对手”时,竞争就会走向对抗和冲突。而当竞争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基于自身能力和收益判断决定减缓甚至终止竞争,或竞争双方在利益权衡上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收益,竞争就有可能转向合作(共赢)。

   竞争既是国家间的主要互动方式之一,又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当竞争成为国家间主导性的互动方式时,国家间关系就呈现为竞争型关系,它不同于国家间的合作型关系和敌对型关系(见表1)。一般来说,竞争型的国家关系主要表现如下(见表2):政治上,双方争夺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并试图影响对方的国内政治进程,使其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经济上,双方争夺市场、资源、资金和技术等要素,谋求经济交往中更多的绝对或相对收益,并试图使双边或多边经贸安排更多地反映己方利益偏好。军事上,双方围绕军事力量优势(或可靠的威慑能力),以地缘政治为代表的安全利益和在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利益诉求开展竞争,双方都在军事上为发生冲突做准备,但又都希望避免严重冲突。竞争型关系并不排除合作与交流。有学者对国家间竞争型关系中存在的合作与交流做出以下描述:在军事领域,国家间互动频率不高、多样性不足,可能在联合搜救等军事演习、联合国维和行动、非核心军事情报资源共享和低层次军事技术与产品的交流等方面存在有限合作。在政治领域,国家间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各层次、多议题的政治性交流比较频繁,在多边框架内的接触也比较多。在经济领域,国家间维持一定数量的金融和商品贸易额。此外,竞争型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抗和冲突的内容:竞争双方利益上的冲突性增强;一方或双方采取更加具有对抗性的措施;双边关系的既有安排被破坏,如“威胁冻结合作或退出合作,不再遵守已有的协议和框架”;双边关系发生危机的风险点明显增加,甚至在多个议题上同时发生危机、在局部发生冲突和对抗。

   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等。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第四,正如杨原所指出的,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竞争的基本范式。

   基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对国际竞争做出不同的分类(见表3)。第一种是基于规则/不基于规则的竞争。一般来说,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眼中的世界是反映洛克文化的,因而国家间的竞争是基于规则的、有序的;现实主义眼中的世界则是反映霍布斯文化的,竞争不受规则的约束、是无序的。第二种是非冲突性竞争和冲突性竞争。非冲突性竞争不涉及双方根本利益冲突,如各国在教育、卫生、学术和环保等领域的竞争或竞赛,而冲突性竞争则源于双方利益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或完全不相容,竞争有转化为冲突的可能。第三种是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以提高己方能力、增进己方福利为目的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着眼于削弱对方能力、阻止或妨碍对方实现其目标的竞争则是恶性竞争,其结果可能是零和甚至双输。总体而言,有序的、非冲突性的、良性的竞争是积极的,而无序的、冲突性的、恶性的竞争则是消极的。

   在国际关系中,不同领域的竞争具有不同含义。经济上的竞争有助于推动竞争参与者改善商业环境、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降低价格等,这既有利于增强各方的竞争力也有利于消费者,因而一般来说,国际经济竞争“促进了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当经济竞争转向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等形式,就会扰乱市场、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显现出破坏性,对国家间政治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政治和外交领域的竞争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竞争各方对内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对外增强外交吸引力,为世界提供不同的发展模式,改善世界领导权;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以及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安全领域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几乎都是负面的,安全竞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加剧各方的不安全感,增加误判、意外事件甚至战争发生的风险,不利于国际局势和国际体系的稳定。

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但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国际体系的变迁、技术和社会进步、观念的更新等都会对竞争的形式、内涵以及演变路径产生重要影响。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Mazarr)认为,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国竞争呈现出如下特点:竞争会创造一个动荡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各国偶尔会就调节各方行为的规范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机制仍然薄弱;典型的大国竞争通常表现为军事竞争与冲突,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也会塑造这些竞争,但军事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冷战时期,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一道成为驱动大国竞争的关键动力,形成了以政治画线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都鲜明地影响到国家间的互动形式和内容。与过去相比,21世纪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21世纪的大国竞争重点更多体现在经济、科技领域,从而大大减少了冲突性竞争发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传统的军事和均势手段在应对这种竞争方面效应有限。第二,由于“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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