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虞初新志》版本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10: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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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摘要:《虞初新志》的版本颇为复杂。辑刻者张潮曾分三个阶段刊完此书。然而,目前世存之所谓康熙本多非康熙刻本原貌,因为在乾隆时期,文网渐密,尤其对钱谦益著作的大力抽禁,使得其时重刊的诒清堂袖珍本开始删除与钱谦益有关的文字,此后的罗兴堂本更是直接用另文替换,直至乾隆中后期,张氏后人方对康熙原板进行剜改替换,从而成为现今所存的所谓康熙本。这一过程从上举数本的互勘便可窥见其蛛丝马迹。此外,和刻本也为这一考察提供了线索。而咸丰本乃至二十世纪初的开明书店铅排本都为当下流行的《虞初新志》添加了新的成分。

   关键词:《虞初新志》 张潮 康熙本 诒清堂本 罗兴堂本 和刻本 咸丰本

  

  

   《虞初新志》是一部复杂的书,一方面被当代文学观念视为小说集,另一方面却又与当下被西方概念格式化的小说观念格格不入,事实上,它“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标本”,“把明代以来传统传状之文由史的畛域向文的迁徙彰显了出来”[1]。不仅如此,其书借“虞初”之名开创新体,使虞初一体几为系列,笼罩后来,其选文之影响力至今仍在[2]。但正是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作品集,其版本非但此同彼异,互有参差,且学界对其版本之先后也多有误解,亟需认真梳理。笔者不揣谫陋,试考如下。

   首先,此书版本据《中国古籍总目》载有如下刻本: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北大、天津、上海);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北大);康熙间刻本(国图、中科院、上海、复旦、辽宁、宁夏、青岛、厦门、吉大);乾隆五年诒清堂重刻本(国图);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国图);乾隆二十九年刻本(辽宁);嘉庆八年寄鸥闲舫刻本(天津);咸丰元年小嫏嬛山馆刻本(国图、北大、上海、南京);新安张氏家刻本(南京);民国间进步书局石印本(南京、吉林、吉林市、锦州);笔记小说大观本(民国石印)[3]。

   有学者曾将“新安张氏家刻本”与通行所谓康熙本对照,云其“从字体到版式完全一致,可知其实系同一版本”[4],故不论。另,上引“民国间进步书局石印本”当为“民国间文明书局《清代笔记丛刊》石印本”,其后所列“笔记小说大观本”才是进步书局所印。

   一般来说,同一书有不同版本,大体上都不会相差太大,年代早的更为可靠,但《虞初新志》却并非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对以上版本逐一考查。

  

   一、康熙序刻本考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有三种康熙本,就笔者目验[5],这些版本均无版刻时间的标识,故或据《自叙》定为康熙二十二年,或据《总跋》定为康熙三十九年,或笼统定于康熙间:则上举三种基本可视为一种。据《自叙》“康熙癸亥新秋,心斋张潮撰”[6]一语将《虞初新志》最早的刻本定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然不妥,事实上,暂不用详考,只此书之末《总跋》云“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张潮识”便已表明自叙时间并非成书时间。不只如此,据《总跋》定其为康熙三十九年与笼统称其为康熙间刻本可能都不准确。

   这一点,邓长风先生《虞初新志的版刻与张潮的生平》一文[7]早已揭出:邓先生根据《尺牍友声》与《尺牍偶存》辑录出相关资料,指出《虞初新志》起初“只刻成了八卷”,所以“张潮的自序是为八卷的癸亥初刻本写的。初刻本今已不存,其刻成可能在癸亥次年甲子(1684)”,“二十卷本的《虞初新志》直至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尚在刊刻中,其刻竣成书至早当在次年甲申(1704)”。这一考辨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邓长风先生之后,戴廷杰先生亦对张潮进行深入的研究,自然也涉及到《虞初新志》,他同样根据张潮所编几部书信集认为,《虞初新志》初刻八卷本确当刊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但又进一步指出,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写总跋是为二刻十二卷本所写的跋,也就是说,十六年间,由于各种原因,张潮只补刻了四卷[8],接下来,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全部二十卷本的《虞初新志》才编刊完成[9]。这些论述都很精到,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不过,目前学界所能看到的所谓康熙本(包括邓长风先生看到的)从内证来看,都有极晚的部分,晚到恐怕已经不能将其称为“康熙本”。为不致混淆起见,下文依文献著录惯例将其称为“康熙序刻本”,表明此本序言署为“康熙”间,刊成虽如上戴廷杰先生所论为康熙四十三年,但其内容有此后修补抽换者。理由有三。

   1,此本所收文本有晚于康熙四十三年者

   康熙序刻本卷六所收《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一文,此原为方苞所撰两篇文章,即《高阳孙文正公逸事》与《石斋黄公逸事》,此二文的写作年代据《方苞集》末所附《文目编年》,在方氏“年三十至五十”之间[10],即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六年(1697-1717)之间。即以最早的康熙三十六年论,已在邓、戴二先生所指出的八卷初刻本成书年限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事实上,此二文的写作可能还要更晚。因为此二文排在《方苞集》卷九的第二、三篇,第一篇为《左忠毅公逸事》,第四篇为《明禹州兵备道李公城守死事状》。前者在《文目编年》中列在“年四十至五十”,其上限已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而后者则较为明确,为康熙六十年(1721)所写,那么排在中间的二文写作时间一般而言便当在康熙四十六年至六十年之间。则此文之收入康熙序刻本的时间不但晚于《虞初新志》八卷初刻本成书的时间,甚至晚于全部二十卷本最后成书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

   2,避讳可证明此康熙序刻本刊刻于乾隆间

   首先,其书卷九收王士禛《剑侠传》与《皇华纪闻》二篇,其名均为“王士正”[11],这是为避雍正皇帝胤禛的名讳而改字,此点邓长风先生也曾指出。这证明其书刊成时间最早也当进入雍正时期。

   同时,此书其实还避乾隆的讳,只是避得并不严格。

   如果仅查看乾隆皇帝的“弘”字,会发现此本是不避讳的,其卷二《柳敬亭传》有“杜将军弘域”之句,卷十四《平苗神异记》用“弘治”年号,卷十七《物觚》两次提及“陈弘泰”,卷十九《七奇图说》有“上古制造弘工”、“身体弘大”二句,以上数例均未避讳,则似前于乾隆之时。然而,卷九《再来诗谶记》两用“弘治”年号,卷十三《曼殊别志书砖》称“王茂弘”(即东晋名臣王导),却均改用“宏”字(而且还都缺末笔)[12]。前数例未讳,只能说明或然性,即如果刻成于乾隆之后,可能因误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未能避讳;而此三例避讳则可以确定其必然,即只要有此讳,其刻成应当不会在乾隆之前。其实,从“曆”字的避讳情况看更为明显,全书使用“曆”字仅二处,一为卷一《盛此公传》中提及“曆法”,二是卷八《李一足传》中云“帝及星曆医卜之术”,此二文分别出自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八及王猷定《四照堂集》卷四,原著中均用“曆”,而在此本中却均改用“歷”[13]。

   这可以将康熙序刻本刻成时间定到乾隆之时,然而,我们还可以将其时间定得更晚。

   3,从《虞初新志》评语中亦可窥其刊刻的时间

   康熙序刻本卷六收有《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一文,前文已证此文当出于康熙四十六年至六十年之间,但其文后的评点却更晚。其评点署名“金棕亭”,即金兆燕,棕亭是其号。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14],邓长风先生也同样指出这则评语的问题,但只是笼统地推断此评“必作于乾隆间”,又云“此文必为《虞初新志》在乾隆中翻刻时所窜入者”。其实还可划定更准确一些的范围。

   能否得到金氏写此评语的大致时间呢?细绎其人生平,发现是可以的。金兆燕中举前曾在扬州生活[15],然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中进士,两年后任扬州府学教授,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都一直在扬州任上。张潮的刻书事业其实都是在扬州进行的,虽然金兆燕数次至扬州时张潮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但从后文所论张绎继续以诒清堂名号刊印《虞初新志》可知,张氏后人仍在扬州,如此,其写评语最可能的时间便在这数十年中。

   另外,此评署名为“金棕亭”,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扬州画舫录》的作者李斗对此有一段记载:

  

   金兆燕,全椒人。为教授时,于市购得小铜印,刻“棕亭”二字,乃自取为号,且构棕亭于署之西偏。所著述数尺矣,有劝之刻者,答曰:“人人知吾为棕亭,而棕亭之名,实得诸市间,奈何以一生心血为棕亭所攘乎!”[16]

  

   李斗虽比金兆燕小三十岁左右,但其写作此书的时间一般认为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其书初刻亦为乾隆六十年,这与金氏任职扬州的时间(1766-1779)是重合的,因此他的记录还是比较可信的。据此可知,其号“棕亭”源于金氏任扬州府学教授时买到的小铜印。买铜印的时间这里没有明确记录,但据其建棕亭的时间可知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之前不久[17]。如此看来,其署名“棕亭”的评语当在乾隆三十七年之后,至少也当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后。

   不过,细考文献,又发现李斗的记载可能稍有疏失。查金氏姻亲吴烺(即吴敬梓之子)《杉亭集》,其与金氏诗歌往还甚多。据统计,吴烺共提及金兆燕十九次,有十二次称“钟越”,均在前期,七次称“棕亭”,均在后期:其分界为乾隆壬申年(1752)的《泊舟沧州醉后作》(此后又有四次称“钟越”,但均在此后不久,四次后不复出现,知此四次或为记忆惯性)[18],此诗有“棕亭小户已辟易”一句,“棕亭”之下有作者自注“钟越别字”,此前从未有“棕亭”之称,此处首现,并加自注,可以推测这当是吴烺第一次知晓此号。此诗之前便有两首诗提及金兆燕[19],仍以“钟越”相称,至此改称棕亭并加注,可推定金氏此号当得于乾隆十七年(1752)。可知李斗的记载总体可信,但此事或许并非发生在“为教授时”[20]。那么,金氏此评最早为乾隆十七年——当然,这只是上限,根据后文与钱谦益有关的探讨可知,此本的刻成时间还要更晚。

   总之,据上可知,《中国古籍总目》所列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及康熙间刻本,就笔者前文所列目验者而言,均可商榷,因为这些版本很可能都是据康熙原刻诒清堂本剜改抽换而行世的,这一修版活动当在乾隆晚期,或晚于诒清堂袖珍本与罗兴堂袖珍本。当然,任何书版后人都有重刻或挖改的可能,但一般来说会在版权页或前言、后记中记录,这种记录倒并非来自当下的版权观念,而是无论修版者身份如何,均有立此存照的必然:官刻最精严,补版、挖改自然要说明;家刻本一要为先人扬善,二来也表出其后人克绍箕裘之功,所以只要重版重修,也一定会留下痕迹;就是坊刻本也因有商业竞争与利益驱动的需要而必大张旗鼓。因此,有大量后期挖改却完全不留痕迹,甚至挖改在乾隆朝,却故意不避乾隆的讳(偶有避讳似乎也是手民下意识所为),这就很可能是意隐瞒,具体到《虞初新志》,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家后人对康熙原版的挖改,其目的其实是想以挖改后的版本取代原本,从而避开文网的周纳——当然,他们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那就是后世确实把大量乾隆末期的挖改本当作康熙原本。

那么,康熙原刻本现在是否还有遗存呢?现今存世的所谓康熙本甚多,或许会有真正的康熙原本混于其中,只是我们无法一一目验罢了。法国的戴廷杰先生在其大文《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中提到过一个康熙诒清堂本,他说:“这本珍贵的康熙朝刻本如今大概已是仅存的孤本,书口下端镌有‘诒清堂’字样。”并指出:“若将镌有‘诒清堂’字样的初始版本,与乾隆朝后半期印制的无任何堂名的版本对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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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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