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相辉:宋刊典籍中所见题衔考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10: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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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相辉  
”[67]元祐四年加封之前的食邑数即元祐三年加封后的食邑数,为“食邑二千九百户、食实封六百户”,则元祐三年三月丙子未加封之前,吕大防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元祐四年加封之后,其食邑数为三千九百户,食实封一千户。《伤寒论》中所附敕令有“元祐三年九月二十日准”等字,知其刊刻在吕大防元祐三年加封之后;又题衔中有“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则进一步推知所署时间必在元祐四年加封之后。如此,则其所题吕大防食邑数当为“食邑三千九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苏魏公文集》所载《天地社稷宗庙宫观等处祈雨青词祝文》云:“维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三月丙寅朔,四日己巳,嗣天子臣名谨遣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汲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九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吕大防,敢昭告于昊天上帝……”[68]所记吕大防食邑数恰与本文考证相合,可见《伤寒论》所题当有误。

   又按,据《宋史·宰辅表三》,元祐元年,“吕大防自试吏部尚书除中大夫、尚书右丞”。故《资治通鉴》所题“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不误,而《夏侯阳算经》所题衔名“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有误。又本传载:“元祐元年,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69]则《资治通鉴》所题“上柱国汲郡开国侯”有误,当作“上柱国汲郡开国郡公”。

  

   九、李清臣(1032-1102)

  

   《夏侯阳算经》:“通议大夫守尚书左丞、上柱国、平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实封伍佰户臣李清臣。”[70]所署时间为元丰七年(1084)九月二十八日。

   《资治通鉴》:“通议大夫守尚书左丞、上柱国、平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户臣李清臣。”[71]此书重校时间为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七日,镂板时间为元祐元年(1086)十月十四日。

   按,《宋史·宰辅表》元丰六年,“李清臣自吏部尚书除中大夫、尚书右丞”[72],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李清臣自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除尚书左丞”[73]。据此,则李清臣担任尚书左丞一职在元祐元年之后,故而元丰七年所刻之《夏侯阳算经》中所题之“尚书左丞”恐是“尚书右丞”之讹误。

   又按,二书所记李清臣官名一致,唯食邑数、食实封数不同,时代在后之《资治通鉴》所载食邑数较《夏侯阳算经》所记少三百户,而食实封数则多二百户,颇为可疑。《宋史·李清臣传》载:“时熙、丰法度,一切厘正,清臣固争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阳,徙河南、永兴。召为吏部尚书,给事中姚勔驳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于故帅,使其妻诣使者,告前后馈饷过制,囚系数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狱,而窜宗正。帝亲政,拜中书侍郎,勔复驳之,不听。”[74]又据《宰辅表》所记,元祐二年,“四月戊申,李清臣自尚书左丞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75]。可知在元祐二年,李清臣因反对过分否定熙丰变法而遭贬黜。《资治通鉴》刻板始于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刊刻完成当在元祐二年李清臣被贬之后。李清臣之食邑数之所以较元丰七年减少,当因遭贬黜而削减了食邑数。但若李清臣被贬时食邑数被削减,为何食实封数反增二百户呢?笔者推测,《资治通鉴》所记李清臣食实封数应有讹误,“七”应是“五”字之讹。仔细寻绎《李清臣传》中所载,李清臣虽被贬,但哲宗对其才能仍较为欣赏,只因此时哲宗尚未亲政,又有姚勔从中作梗,故哲宗不得已才将李清臣贬官,并削其食邑数;而对于李清臣之食实封数,哲宗应当并未削减,而是保持原封。也就是说,李清臣的贬官,是降低职位,但并未降低实际待遇。只有如此推测,才合乎当时的制度。

   由上可知,《通鉴》所记李清臣食实封数为“七百户”,应为“五百户”之讹。《夏侯阳算经》中所题“尚书左丞”,应为“尚书右丞”之讹。其中值得指出的是,正史中关于李清臣元祐二年被贬之事所记甚简,今据二书中的题衔,结合正史所载,让我们可以推测到李清臣贬官时,削减了食邑数,但食实封数却并未削减,这无疑对于宋代官职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十、结语

  

   基于以上考证,可试作以下结论:

   首先,宋刊典籍中的题衔信息并不能直接加以利用,因其中有些信息如所记历史人物的官名、食邑数、食实封数等常有讹误。总的来说,记食邑数和食实封数的文字最容易出现讹字、脱字、衍字等错误,而官名中虚衔较容易出现讹误。其次,结合《宋史》、《宋大诏令集》、相关历史人物的文集、他人撰写的行状等文献,可以对宋刊典籍中的题衔进行有效考察。考察的结果显示,这些记载彼此之间不仅仅只是互证的关系,有时也可互校。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史工作者不应该忽视这些信息。再次,将不同典籍中记载的同一人物的官名、食邑数、食实封数等信息进行排列对比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代政治文化的认识,甚至可以由小窥大,发现宋代政治的某些细节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对题衔的研究,或可弥补史学研究的某些缝隙。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刻书具有“批量式”特点,即往往同时同地由同一批人领衔校刻好几种典籍,且这些典籍未必性质相同。张丽娟先生在研究宋代经书刊刻时,就曾指出此种特点[76]。实际上,除经学文献之外,其他史部、子部、集部文献的校刻同样具有整体出版发行的特点,即本文所谓“批量式”校刻的特点。比如史部,《玉海》曾载:“嘉祐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77]又:“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校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78]足见这七史是作为整体来出版发行的。又如子部的医家类书籍,据《伤寒论》所附进呈表,《新编金匮要略方》《本草》《千金翼方》等皆以类似丛书的形式一起在嘉祐年间校订、刊刻发行,所以《直斋书录解题》曾说“大凡医书之行于世,皆仁庙朝所校定也”[79]。如果进一步比较各书进呈表中人物,更可发现宋代“批量式”校刻时各部之间亦有共同特征,即经、史、子、集四部之间的典籍有时也可以相互“组团”发行,并不遵循严格的四部划分。比如吕大防和吕公著的题衔既见于史部的《资治通鉴》,又见于子部的《夏侯阳算经》;李昉既见于经部的《毛诗正义》,又见于子部的《太平广记》等。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天禧五年(1021)七月刘崇超乞请雕造群书时,国子监中《孝经》《论语》《尔雅》《礼记》《春秋》与《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等书并列,刘氏说这些典籍的旧板皆李鹗所书,可见五代国子监本刻书时就已“组团”发行,宋代只是继承五代传统而已。既然各部之间的书籍都有“批量式”校刻的特点,且往往一批典籍之中同时涉及多个部类,那么同一批典籍就显然会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特点,也就是说经部和史部,或者史部和子部等不同部类之间的典籍也可以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文献特征。赵万里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宋时诸史监本,显有三大系统。《南雍志》以小字《史记》当元饶州路刊本,知明中叶间已无人能剖别矣。如谓不然,则请引群经正义及宋刻本以证之。群经正义中单疏本、越州本及闽中附释音本鼎足而立,亦可谓之小字、大字、中字三种,与诸史无异。”[80]赵先生仅论及经部和史部书籍的相似点,实则正如本文所说,各部之间的典籍,由于同批校刻,所以往往也会存在某种共同点。而同一批校刻的典籍,有的记载了校刻时间,有的则没有,如本文第四、五条所涉及的《扬子法言》和《伤寒论》,前者校刻时间不明,后者则为治平二年。现据二书题衔中的共见人物,可确定二书当属于同批校刻的典籍,所以便可将《扬子法言》的刊刻时间定为治平二年。就此而言,题衔信息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判断某些典籍的刊刻时间,这对文献学的研究或许会有所帮助。

  

   注释:

   [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首所附《太平广记表》,中华书局,1961年,第2页。按,宋刻本《太平广记》今已难见,清人吴骞旧藏一明刻本,曾经陈鳣依残宋本校过,现藏北京图书馆,可藉以窥见宋本大致情况。明嘉靖时,无锡谈恺又据钞本重刻,世称“谈恺刻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即以谈恺刻本为底本,用陈鳣校宋本、明沈氏野竹斋钞本校勘,并参酌了明许自昌刻本和清黄晟刻本。以上诸本中所录《太平广记表》皆同。在宋本不存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据此推测宋刻本中此表亦同今本,故据其引文。

   [2]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人民出版社影印本,2012年,第486页。

   [3]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135页。

   [4]龚延明:《宋代官制总论》,见《宋代官职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5页。

   [5]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五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261页。

   [6]《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6页。

   [7]《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7页。

   [8]《宋史》卷二一○《宰辅一》,第5428页。

   [9][12][13][14]《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6页。

   [10]《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7页。

   [11]《宋史》卷二一○《宰辅一》,第5429页。

   [15]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卷末,《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16]《金史》卷五五《百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221页。

   [17]宋濂等:《元史》卷九一《百官七》,中华书局,1976年,第2320页。

   [18]张廷玉等:《明史》卷七二《职官一》,中华书局,2003年,第1736页。

   [19]《金史》卷五五《百官一》,第1219页。

   [20]《宋大诏令集》卷五一,第261页。

   [21]《宋大诏令集》卷六五,第319页。

   [22]宋刻递修本《周易正义》卷末,《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23]阮刻本《春秋左传正义校勘记》引文,阮校认为此乃淳化单疏本旧式,其说可从,详见阮刻嘉庆本《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第4752-4753页。

   [24]上海涵芬楼影印汪阆原覆宋刊本《仪礼疏》第八册卷末,《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按,注疏合刻本《仪礼注疏》卷末所附同(见阮刻嘉庆本《仪礼注疏》,第2641页)。

   [25]《宋大诏令集》卷五一,第260页。

   [26]《宋史》卷二六五,第9135页。

   [27]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华书局,2009年,第504-505页。

   [28]《荀子》卷末,《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16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按,《丛书集成》本乃据卢文弨抱经堂本《荀子》影印,而所附官衔表乃据《古逸丛书》本,《古逸丛书》本乃影宋刻本,即卢文弨所谓“宋大字本”。

   [29]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据校记,《皕宋楼藏书志》无“一万”二字,“三千八百户臣曾公亮”,《皕宋楼藏书志》作“三百户臣赵抃”。当是《皕宋楼藏书志》误也。

[30]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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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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