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永: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0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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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永  

   内容摘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关键词:国际定位;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复兴;韬光养晦

   作者简介:李志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年惠园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划、“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顶层设计’与‘微观落实’:公私合作制的视角”项目(2017JQ05)以及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17BKS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强调,“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显然,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经历参与全球治理70年艰辛历程之后,已经从被动参与进入了主动引领的新阶段。要做好新阶段的外交工作,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当今国际格局和国内大势。放眼世界,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综观国内,中国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百年民族复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外交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更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国际定位及其内涵

   国际定位,一般是指对一国在特定时期所处国际位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即对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尽管国际定位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国际学术概念,但作为一个中国学术话语却能够为中国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并在中国学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正如邓小平所言,“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正确的国际战略。”可见,对中国国际定位的认知决定了中国在特定关键时期应该采取的重大外交战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不仅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是引领者。此时再次对中国国际定位进行研究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际定位并不是一国所能单方决定的,也不是单纯基于物质性实力所能评估的,而是国家施动者和系统反复互动、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不断磨合的综合结果。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评估特定时期的国际定位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战略取向呢?蔡拓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是国际社会中理性而负责任的成员;是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注重并拥有软实力的文明古国。卢静认为,中国国际定位经历了从封闭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从国际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到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再到负责任大国的转变。王缉思认为,可以从实力、地缘战略、政体属性和国际角色四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国际定位,并认为中国“虽强犹弱”的国际定位决定了中国仍然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事实上,国内近年来围绕“韬光养晦”战略存废的激烈争论本质上反应的也是国际定位不同的争论。综合既有研究,本文认为国际定位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国际定位主要是指国际身份定位,就是一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国际身份位置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认知。既有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分别强调了国际体系的权力面向、制度面向和观念面向。国际体系作为复杂丰富的国际现实,权力、制度和观念各个侧面其实是同时存在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对一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国际位置的全面评估必然需要同时包括权力、制度和观念三个维度。国际位置的权力维度就是指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实力位置,即该国实力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主要可以通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客观指标加以评估。国际位置的制度维度就是指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角色位置,即该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融入程度,主要可以通过加入、创设国际组织的数量与质量来考察。国际位置的观念维度就是指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价值位置,即该国价值观、文化在国际体系中被认同或排斥的程度,主要可以通过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政体属性等方面加以评估。可见,国际身份位置既包括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位置,也包括该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角色位置,还包括该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价值位置。为此,国际身份定位就是对一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实力定位、角色定位和价值定位的综合评估和认知。

   按照建构主义基本观点,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在认同政治日渐复苏的21世纪,身份理论更显理论解释力。国际身份定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弄清楚一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是该国采取重大外交战略的基本前提,这对于身份定位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对国际定位的研究除了国际身份定位之外,还必须包括国际行为定位研究,这就涉及广义的国际定位。广义的国际定位,是一国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国际身份位置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行为的客观评估和主观认知,包括国际身份定位和国际行为定位两个方面。尽管国际身份定位优先于国际行为定位,但由于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主要是通过其行为呈现的,并最终体现为相应的国际行为,国际行为定位就成了国际定位研究的最终目的和终极关怀。人类的行为总是目的导向的行为,并通过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去实现。为此,国际行为定位就涉及行为目的定位和行为战略定位两个方面。行为目的定位就是国家基于特殊的身份定位而具有的行为目的追求。行为战略定位就是国家基于特定的行为目的而设定的行为战略与策略。为此,国际定位包括国际身份定位和国际行为定位两个方面,并具体由实力定位、角色定位、价值定位、目的定位和战略定位五个维度构成。就此而言,国内的国际定位研究或者侧重国际身份定位研究,或者侧重国际行为定位,尤其是战略定位研究,而少有研究将二者视为国际定位前后紧密相关的两个侧面给予整体分析。将国际定位分为国际身份定位和国际行为定位两个前后相关的环节,并对此进行整体研究,正是本文的理论价值所在。

   本文除了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一般性探讨中国国际身份定位之外,还将在第三、四部分探讨与身份定位紧密相关的行为目的和行为战略定位问题,以进一步澄清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目标追求和战略手段的匹配问题。

  

   二、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中国要引领、重塑全球治理,首先必须理清中国目前的身份定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大国”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身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尤其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的国际身份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关注的话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是此后一个时期中国对自己国家身份的界定。说话的主体是通过叙述来为国家建构身份的,理查德·勒博(Richard N.Lebow)指出,叙述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应该致力于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为此,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2013—2018年间涉及全球治理的所有讲话来明确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行为目的与行为取向。

   2.1 实力定位: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

   鉴于中国复杂的国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位置具有两面性,既是仍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市场国家。习近平主席的相关讲话同样同时突出了中国实力定位的两面性。

   (1)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就多次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为看重的主导性国际身份之一。2010年以来,尽管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身份定位仍然没有改变。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要“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一立场在随后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得到重申。随后9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会谈时再次指出,“双方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沟通和协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更是要求,中国“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掷地有声地宣布,“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在阐述全球治理的54次讲话中,“发展中国家”前后31次被习近平提及,词频高居前列。可见,无论是在双边场合还是多边舞台,“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始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身份,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然是有限度的。

   (2)新兴市场国家

由于中国崛起主要表现为经济崛起,全球经济治理就成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最主要领域,新兴市场国家就成为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身份定位。作为区别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接受“新兴市场国家”或“新兴经济体”身份定位或许起源于参与八国集团下的南北对话会。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始于2003年6月。当时在法国的邀请下,中国、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6个经济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与埃及、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5个“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参加国的领导人,参加了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会议,尽管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历次主旨讲话仍以“发展中国家”自称,但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之所以被邀请,显然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被当成“新兴经济体”的缘故。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中国逐渐接受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身份定位。200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参加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他特别强调,金融体系改革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利益。200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了首次“金砖四国”首脑峰会,并明确指出,“我们四国都是对全球事务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都是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在会后发表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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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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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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