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 次 更新时间:2020-07-08 1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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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  

   摘要:凌家滩玉版等重要遗物揭示出先秦文献记载的天极观念在史前时代已经出现,要点包括天极为天体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纹和纽结纹表示;神鸟和猪这两种动物与天极运行密切相关。这为识别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综合各遗址资料,这些图像或以十字线、多芒星、多射线等表现天极为方向之起点,或以纽结纹表现天极为天体运行网络之枢纽,或以弧线表现围绕天极的旋转,并有飞鸟环护、獠牙兽面、尖顶建筑等内容。对这些资料的归纳,极大丰富了对史前天极观念的认识,为解读更加复杂的史前玉器图像的内涵和讨论各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启示。

  

  

   先秦文献中记载宇宙观最丰富的当属《楚辞·天问》,其中有:“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四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斡,转也。维,纲也。言天昼夜转旋,宁有维纲系缀,其际极安所加乎?”东汉王充《论衡·谈天》云:“天极为天中”。可知战国时期观念中,寰天有多层,各层间有绳索相连,绕天极而转。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可见当时“天网”观念的存在。西汉《淮南子·天文训》记载,连接南、北和东、西四方的两条绳索为“二绳”,伸向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个方向的绳索为“四维”,既表明八方,也构成了天网的基本纲要。《史记·天官书》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可知当时天极以极星为标志。极星实际只是最靠近天极的亮度高的可见恒星,因为岁差的关系,时有变化。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亮度3.65等的中国古星象系统中紫微垣内的右枢星(天龙座α星,星名为Thuban),公元前2775年时,其赤纬为89.53’,距离真天极非常近。此后该星离真天极渐远,而亮度约2等的中国古星象系统中的帝星(小熊星座β星,星名为kochab)离天极渐近。至公元前1600年,二星的赤纬均约83度,更明亮的帝星遂取代右枢星成为极星。

   正如笔者讨论过的,凌家滩87M4:30玉版的发现表明,上述宇宙观在距今5300年前已经形成。玉版如同此宇宙观的图解,两重圆圈和侧视微弧的形状表示天穹,长方形外轮廓表示大地,中心圆圈和外层圆圈间的八条“圭形纹饰”如同连接两重天的绳索,同时表现八方,天穹外层伸出的四支“圭形纹饰”指向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应是维系天地的四维(图一:1)。中心的八角星纹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太阳的标志,但与其在本图像中明显位于天体中心的位置并不符合。八角星纹最常见于豆盘和钵等器物的底部,还多见于纺轮,确切表明它位于可以旋转的物体的中心,正应是位于天顶的天极标志。很多学者认为玉版为后代式盘的前身,式盘的中心也正是天极而非太阳。

   凌家滩另外两件器物提供了关于当时天极观念的更多信息。一件是98M29:6胸佩八角星纹、双翼为猪首的玉鹰(图一:2)。天极的标志八角星在鹰的胸部,回答了《楚辞·天问》中“天极焉加”的问题,表明在当时的观念中,天极是有神鸟托负的。关于猪首,笔者曾讨论过,很可能如冯时首先提出的是北斗的代表。这件奇特的器物,与北斗绕天极旋转、如同四季变化指针的天象有关,同时告诉我们,神鸟和猪是与天极密切相关的动物,维护着天体的正常运转和四时变化。另一件是98M19:16陶纺轮,一面刻八角星纹、一面刻四角出尖的纽结纹,二者显然代表同样的事物,表明除八角星纹之外,天极还可以表现为纽结,是织成“天网”的绳、维的汇结之点(图一:3)。

   综上所述,凌家滩上述遗物揭示出当时天极观念的要点:天极为天体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纹和纽结纹表示;神鸟和猪这两种动物与天极运行密切相关。这为我们识别中国史前陶器图像反映的天极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虽然使用“八角星纹”这一约定成俗的名词,在后文也使用“芒星”之类的描述,但现在的资料还不足以确定史前时代的八角星纹等图像代表的是天极本身,还是极星。如上所述,各时期的极星都与真正的天极有一定距离,不排除这些图像表现的实际都是人们想象中的天极形态而非极星的代表。

  

  

   考古资料显示,在凌家滩所处的时代之前,天极观念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广泛流行,并在陶器上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长江中游上限可能达到距今7800 年的高庙文化及随后的汤家岗文化的陶器戳印图案对天极观念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成熟而精致的表现。汤家岗文化白陶圈足盘底部常见八角星纹,这些器物倒扣放置时正如天体的模型,顶部中心恰为天极之位。汤家岗遗址M1:1盘底外缘有三重圆圈,内圈有八角星纹,其中心为一正方形,内有纽结纹。内圈和中圈之间为七组椭圆形点,其中三组为3个,其余四组分别为10、13、18和32个;中圈和外圈之间为六组S形纹,其中也有三组为3个,其余三组分别为14、18和30个。这些特定数字的点和S形符号或有特殊内涵。M40:1陶盘与此相似,八角星纹中心更似复杂的绳结(图二:2)。T2310④:5中心如柿蒂,但也可能是是四个鸟首,表现神鸟环护天极(图二:3)。M103:9盘底中心为对角分布的多重折线组成的十字纹,外有十六星芒围绕,再外又有四重不同图案形成的圆圈,非常繁缛。十六芒星与八角星纹并无本质区别,十字纹中心伸出四个小尖,应是天网交汇处纽结的不同表现方式,图像整体代表天极的可能性更大。十六芒星尖芒之间为网格纹,可能正是“天网”的形象描绘(图二:4)。松溪口遗址T1⑦:6盘底中心圆圈内为平行横线和平行竖线交错形成的席纹,后来成为天极的另一种典型表现方式。此盘底的最外圈为八个连弧和四个尖角组成的图案,每个连弧凹出都有一小圆圈,整体观之,两连弧交接点的凸起和两侧的圆圈如同鸟面,可能是有意的设计,表现神鸟对天极的围护(图二:5)。

   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虽然时代更早,但图像内容却更加丰富。高庙遗址一件簋的器身上有复杂的戳压图像,中心为阔口四獠牙兽面,上有两只小眼睛,下有一物下垂。兽面外有圆圈,圈外以不同图形分出八方,上下方向为尖顶屋宇形,左右方向为简化的鸟首,四维方向为长方形框内加尖顶形状,位居中心的阔口獠牙占据的明显是天极之位,是某种与天极关系密切的神兽的代表,考虑到对獠牙的夸张表现,此神兽为猪的可能性很大。两个鸟首代表有维护天极运转的神鸟(图三:1)。汤家岗M41:9圈足盘侧面图像需要倒置观看,可见回首对视的双鸟,中间为巨目獠牙神兽,同样表现了神鸟环护天极的主题(图三:2)。高庙遗址另一件簋倒置观看,底部中心为阔口双獠神面。獠牙之间有仰天鸣叫的鸟首,阔口有一物下垂,两侧各伸出羽翼状物,整体恰似神鸟展翅将天极兽面驮负在胸前,与凌家滩玉鹰表达的主题相似,只是以獠牙兽面代替了八角星纹,证明二者均可以作为天极的代表(图三:3)。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一件陶钵的两面有内容丰富的图像(图四:1)。一面为有“介”字冠的弓背形,下有重环双目,两侧各立一鸟。“介”字形和弓背形可以视为环目天极神兽的额头,也可以视为展翅的飞鸟,双目代表兽面,表现的是鸟负天极神兽的正面,两侧的立鸟则为中心神鸟的简化侧视。田螺山遗址双鸟木雕中两只鸟的翅膀对接成“介”字形,鸟身正如兽面双目,曲折的双腿和不规则四边形尾部相交的形态,形成兽面的口齿。正视的兽面和侧视神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表现的也是鸟负天极神兽主题(图四:2)。T234(4B):2648盆内凸宽沿,上面以不同方向的平行斜线组成八角星纹(图四:3)。T235(4A):102纺轮中心为十字形,外出十五尖芒(图四:4),T211(4A):152纺轮围绕圆心的连续四漩涡纹(图四:5),这均应是天极的表现,前者突出其为四方之基点,后者突出其为天体旋转的轴心。此外,河姆渡遗址一件长方形钵的两侧刻有野猪形象,身体上有重环纹。

   双墩遗址以器物底部流行刻画纹而闻名,其中很多应与天极观念有关,虽然潦草,但信息量非常丰富。其中一类为单独符号,包括十字纹(图五:1)、双线十字纹(图五:2)、弧边四边形纹(图五:3)、亚字纹(图五:4)、类席纹(图五:5)、重环放射线纹(图五:6)和重环芒角纹(图五:7)等,这些图案均有中心和方向之基点的内涵,亚字纹酷似汤家岗M1:1八角星纹中心纽结图案(图二:1),类席纹也见于松溪口遗址陶盘八角星纹中心(图二:5)。另一类为复合符号,包括亚字文+弧线四边形(图五:8)、双弧线四边形(图五:9)、重环星芒+双线十字(图五:10)、星芒+两个不同方向十字(图五:11)和双线十字+漩涡纹(图五:12)等,漩涡表示了天体旋转之态。

   双墩遗址器底还有些特殊图像。一类为干栏房屋之形,大体有三角尖顶形(图六:1)和弧顶形两种(图六:2)。图六:3为简化的尖顶屋与弧线四边形之结合。图三:1高庙簋底图案中,中心圆圈外上下两个方向也为尖顶屋宇状,尉迟寺遗址发现的一件异形陶器表现的也是鸟立尖顶屋上(见后文),这座特殊的屋宇应是与天极有关神话传说的一部分。另一类为猪的形象,有单体猪(图六4)、双体猪(图六:5)和猪在网中形象(图六:6),再次表明猪与天极的密切关系。鱼的形象也颇为多见,有单体鱼(图六:7),也有鱼和表示天极的双线十字(图六:8)、弧边四边形(图六:9)和尖顶屋宇组合(图六:10)的情况,表明鱼有时也是与天极有关的动物,但具体内涵不明。

   太湖北部江阴祁头山遗址时代与马家浜文化大致相当,一件三足钵内部有圆圈和串起很多小S形的五射线纹,外侧和底部为圆圈和由串起C形的直线组成的不规则六角星加直线纹,均与天极观念有关(图七:1)。溧阳神墩遗址纺轮上相关图像丰富,有八辐车轮纹(图七:2)、环点纹(图七:3)、八辐车轮加环点纹(图七:4)、多重环点纹(图七:5)等。其中三件纺轮两面均有图像。M190:3为石制纺轮,一面为重环外加八角星再加13型芒纹,另一面为重环纹(图七:6)。M228:3两面均为井字格纹(图七:7)。M234:4图像最为复杂,一面为三个类似猪鼻的图案加短弧线纹,另一面为不规则重环纹(图七:8)。

   总之,在凌家滩所处的时代之前,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之间地区已经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与天极有关的知识和神话传说。凌家滩时期天极观念的要素,包括八角星纹、纽结纹、神鸟和猪等均已出现,并有凌家器遗物未展示出来的重要内容,包括獠牙巨目神兽(很可能是猪)可以作为天极的代表、神鸟托负神兽以及更丰富的表现天极的图案。虽然高庙文化以精致陶器和精细图案表现这些知识,河姆渡文化也有以象牙这样的高级材料制作的鸟形匕等,但并无明确的社会上层操控这些知识的证据,双墩大量发现的器底潦草刻画则表明,这些知识广为人知,并可随意表达。

  

  

   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均出现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涌现出以各种手段获得和维护权力的社会上层,新的宗教观念的创立和对宗教权力的掌控成为社会上层重要的“领导策略”。原始宇宙观、特别是天极观念成为凌家滩和红山文化社会上层创立的新宗教观念的重要内容,被以玉器和祭坛等方式“物化”,但在陶器上,与天极观念有关的图像也继续流行,成为对玉器反映的宇宙观的重要补充。

在长江下游地区,八角星纹在崧泽文化中颇为流行,江苏武进潘家塘、海安青墩等遗址均曾发现。崧泽遗址M33:4壶底八角星纹中间有弧边四边形纹(图八:1)。南河浜遗址器盖上多见潦草的多线八角星纹(图八:2,3)。南河浜M27:12为十字纹的复杂化,有与凌家滩玉版上的“圭形纹饰”形似的图案指向四方(图八:8)。弧边四边形纹和纽结纹和也仍然存在,见于崧泽M97:5杯底(图八:4)和南河浜M17:1陶罐的底部(图八: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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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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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原文物》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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