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 李净昉:张伯苓与中国人心灵重建再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20-07-08 10: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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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杰   李净昉  

   摘要: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校父严修等人的资助和广大师生、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广泛吸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从思想与实践等多个层面,倡行公能教育。他自我赋权,有针对性地提出医治中国人“愚弱贫散私”等痼疾的方案,倾注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大力推广“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现代教育,传扬科学、文明,以中国历史、中国学术为教育家安身立命的责任、担当,重建中国人的心灵,并取得一定的成效,获得中外教育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在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明确目标下,张伯苓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旨在让受教育者懂得掌握知识和文化,不是为了役使别人,而是要为更多的人服务的道理,并付诸行动;每个人不仅要拥有为公牺牲的精神,而且拥有为公牺牲的能力;在危难之际,也能为国家、民族尽心尽力,高举爱国大旗。张伯苓重建中国人心灵的主张和实践,极具现代价值,闪耀时代光芒,泽及当代学子。

   关键词:张伯苓;南开学校;心灵重建

   作者简介:侯杰(1962—),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李净昉(1981—),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与性别研究。

   100年前,南开大学在天津创办。回望历尽风霜雨雪、百年沧桑的一代名校,不能不感佩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创办、发展这所学校,所付出的辛劳、所贡献的智慧,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教育理念和具体实践,不仅泽及一代代的南开人,而且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和意义,通过教育重建中国人心灵即是其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张伯苓重建中国人心灵的探索

   近代中国的内外交困,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颓废与衰落,使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甲午中日战后目睹了中国的惨败,感受颇深。中国与英国士兵身体与精神状态的强烈反差,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即决心“以改良教育为己任,力雪东方病夫之奇耻。”[1](P539)因此,他不仅将自己的志向由军事救国改为教育救国,而且认定民族性中的某些固有弱点,是导致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

   1898年,张伯苓开始在严范孙和王奎章开办的家馆担任塾师,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践。在他看来:

   欧美之道德多高尚,公德与私德并重。我国人素重私德而于公德则多疏忽,近则于公德亦渐知讲求矣[2](P21)。

   张伯苓清楚地认识到困扰中华民族的痼疾一是愚,即民性保守,不求进步,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二是弱,即重文轻武,鄙弃劳动,鸦片烟害泛滥,早婚流行,导致民族志气消沉;三是贫,即科学不兴,灾荒叠见,生计艰难,政治腐败,贪污盛行;四是散,即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极为薄弱;五是私,即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风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张伯苓逐渐意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必须对人进行彻底的改造。只有重新塑造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人群,才是为中国谋出路的最终手段。

   于是,原先并不是问题的身体①和精神成为了张伯苓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他们希望改变中国人的身体,完成中国人心灵重建,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国富强的基础。塑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国民,变成时代的急切需要,也几乎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的某种共识。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中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3](P46)对此,张伯苓也深有同感。他说:“建筑屋宇首须地基巩固,屋宇之大小与地基之巩固成正比例,诸生亦有地基,即身体的康健,良好的习惯,知识、技能是也。”[2](P201)为此张伯苓联合严修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将育才救国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并从培养学生入手,以实现重建中国人心灵,振奋民族精神的远大理想。

   受爱国心的驱使,张伯苓积极寻找创办新式教育、重建中国人心灵、振奋民族精神的内在动力。他曾透过个人的生命体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故不敢徘徊于玩世派中,且信重生之奥义,及将来永生之希望,亦不敢流连于厌世派中。盖玩世之张伯苓,一变而为厌世之张伯苓,再变而为乐天之张伯苓矣!”[2](P3)他本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将德、智、体、群四育,融入到南开学校的建设中。因此,南开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学校建设成学生接受知识传授和生活管理的场所,磨练身体和训练心智的场域,养成完善的人格并获得身心康健的均衡发展。在张伯苓看来:“青年在预备时期如知识之增进,身体之锻炼,道德之修养,三者须同时并进。”[2](P205)可贵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希望能够坚持与贯彻这一主张。他赞同遗嘱中的这番表述:“凡余所尝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勉者。”[2](P340)

   对于具体的课程设置,张伯苓也颇为用心。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成为张伯苓博采中外文明成果,重建学生心灵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法。正如他在《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中所言:

   中国虽采用新法,亦不可弃固有之美德。盖彼以吾人修身制度,为中国古代文明之所结果,实不可以进步之利益,遽尔牺牲,然吾人亦必须改变者,因世界为日日改变者[2](P61) 。

   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前提下,张伯苓更为“修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即关注世界潮流的动向,顺势而为。在修身课上,张伯苓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向学生们传授读书救国之道和各种为人处世之方。他详细讲解学生应该遵守的基本礼节,如见师长敬礼,路遇女学生或女教员要让路,同学见面须彼此为礼等等,滋养学生们的心灵。不仅如此,张伯苓还将修身课变成中国人心灵重建、人格塑造和振奋精神的主要手段之一,实践严复提出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4](P13-15)在南开的课堂上,“修身”这个古老的主题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具有教师与校长双重身份的张伯苓,运用言语的力量进行身体的游移性表演,实施着对广大学生的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进而使学生接受其“教育救国”的理念、精神。

   此外,张伯苓还不时邀请校内外的专家或者社会名流来南开学校讲学,内容涉及时事、外交、经济、艺术等方面,开拓学生们的视野,理清学生们的思路,陶冶学生们的情操,他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将自己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认知传递给下一代,用理想和智慧点燃学生们的生命之火。他强调学生要待人以诚,这关乎成败:“一以诚成,一以不诚败”。他着重指出:“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以一是为标准”。要诚实,也要虚心,张伯苓说:“吾望诸生及吾同仁皆以虚心自勉。”[5](P154-155)显然,“诚”、“真”、“信”等是张伯苓坚持融入学校教育之中的中国固有之美德。

   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张伯苓还采取了一项特殊的心灵教育措施——悬挂“南开镜”。而这也是南开学校所独有的、适合学生心灵成长的方式。张伯苓在校门之侧悬挂了一面大镜,镜旁镌刻着这样一段镜箴,方便学生出入时,以为儆戒: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6](P6)。

   这种方式,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心,从细节处入手规范其行为,善意提醒学生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从而帮助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来校参观时,发现南开学生的仪态与自己在其他学校所见者极为不同,不禁十分惊讶。当张伯苓将这位世界驰名大学校长带到“南开镜”旁,道出个中原因后,伊利奥才恍然大悟,回国后广为宣传。因此,罗氏基金团派人专程来到南开学校拍下此镜的照片,寄回美国,并刊诸报端,对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和方式赞赏有加[2](P309)。

   南开学校举办的各种集会也都成为张伯苓开展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每次演讲,讲台上必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以激发青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张伯苓在讲演时,总是用他那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幕幕国家遭受侵略,人民遭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那饱含热情的声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以至“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难安之势。”[7](P42)他还念念不忘告诫青年学生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千万不能丧失信心,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爱国、报国之心,更加努力地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5](P162)。

   1935年9月17日,在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他不仅告诉新生,日本侵略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海光寺,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近在咫尺,而且表情严肃、语调深沉地问在场的每一位学生:“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句话,掷地有声,当场就激起学生的强烈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着校长的追问:“是!爱!愿意!”这声音从心底发出,让发声者血脉喷张,叫聆听者感到震耳欲聋,心灵受到极大地震撼。随后,张校长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南开新生:要爱国就要“努力干去”,而且要“苦干”、“死干”,要“咬定牙根,紧张而又紧张向前努力”,要“公”、“诚”、“努力”[8](P241-244)。张伯苓不但打动了莘莘学子,而且也成就了一堂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作为南开学校的学生,周恩来在一篇题为《本校始业式》的作文中曾经这样写道:“生等既秉家训,负芨而来,即当殷勤向学,勿使半途而废……且生等应宜自思应发奋自立以日新乎?抑随流逐波以自弃乎?孜孜屹屹以近三育乎?抑又优优游游以筱光阴乎?锻炼身心以图强乎?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乎?所是所非,故明了易见。然切不可因其易而存疏忽之心也。”[2](P10)这篇作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恩来在接受张伯苓的教诲后所进行的独立思考,在扪心自问和层层设问中,已明确表达出“发奋自立以日新”、“孜孜屹屹以近三育”、“锻炼身心以图强”等意愿。显然,张伯苓的谆谆教诲对于周恩来等学生的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并得到深刻认同,以至于提醒自己“切不可因其易而存疏忽之心”。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们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既获得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又掌握了自我言说的本领,还被赋予书写的权力,使其通过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等形式,对教育者提出的理念等进行回应,并在同学、教师、校长等读者中树立自身的形象。与此同时,张伯苓等教师、校长的身份又巧妙地发生了转化,成为了读者。他们通过对学生文章的阅读,品评其中所传达出的思想观点,检视自己教育的成果。“好校长”、“好教师”、“好学生”,就是在校长、教师和学生的彼此互动中逐步完成的。

   张伯苓对于学生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戒除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上染上的一些恶习,学会做人。张伯苓反复强调:“诸位校友一方面做事,一方面须不堕落,不颓唐,能够‘束身自好’。”[2](P218)在他眼里,一个人若不能对抗自身情欲的作祟,小德的流失会导致大德的溃防失据,最终则致使整个中国的道德体系不再具有约束的作用。这说明身体在近代中国除了具有社会化属性之外,还有“一种负面意义的连粘。”[9](P87)显然,张伯苓是希望以在青年学子的体内根植道德规范等方式,驱除中国的陈年积习,最终进行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其二,养成实干的作风,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这是张伯苓对学生进行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的核心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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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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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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