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 涂航:文化帝国主义的回潮?

—— ——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3 次 更新时间:2020-07-07 17:33:59

进入专题: 民国教会大学   文化帝国主义   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裴宜理 (进入专栏)   涂航  

  

摘要:在当下中国,随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民国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也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教会大学究究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先驱,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本文试图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的两个案例(上海纽约大学与燕京学堂)与民国两所顶尖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实践(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进行制度、文化以及学术层面的比较,以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民国教会大学; 文化帝国主义; 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一、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

  

   1952年,新中国政府下令关闭所有的私立大学。此时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改造和裁撤私立大学的政策指向了十三所曾经由美国传教士主持的基督新教教会大学。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国人反帝情绪的高涨,显赫一时的燕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当其冲,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燕大和圣约翰因其西式教育——包括英文授课和聘用大量传教士——而备受谴责。不仅如此,这两所大学在民国政治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它们难逃“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

  

   在民国教育史上,圣约翰大学以其系统引进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例如完善的校友会组织、体育竞赛、校报、年鉴以及广泛的课外活动)而声名远扬。此外,圣约翰更是因为严厉镇压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著称。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国师生要求校方降半旗以纪念惨遭英国警察枪杀的学生示威者,但遭到校长卜舫济牧师(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的阻挠。其结果是超过500名学生和25名中国教师中的17名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不久,离校师生自行成立了光华大学,以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来对抗圣约翰的美式教育。不仅如此,在教会大学立案风波中,圣约翰不断抗拒国民政府教育法令的姿态更加巩固了其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形象。圣约翰早在1906年便成为第一所在美国注册的中国大学,然而直到1947年,学校才完成向中国政府立案的程序。

  

   相形之下,燕京大学早在1927年便主动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法令,积极申请立案以获得合法办学资格。与卜舫济不同,燕大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采取了妥协的手段。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司徒雷登在一次群情激愤的全校大会上承诺校方对爱国抵抗运动的支持。然而这并未使校长本人乃至燕大免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在20世纪40年代末,司徒雷登因其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而遭致抨击。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将燕大前校长描绘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篇檄文《“友谊”还是侵略》中将燕大以及其他九所教会大学列为美国以宗教和教育为幌子在华推行精神侵略的铁证。这一系列极富感染力的说辞使得以燕大和圣约翰为首的教会大学在毛泽东时代被广泛当作美帝国主义的象征而遭到唾弃。只有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风潮蔚为大观之后,对民国教会大学的正面遗产的讨论才重新浮出地表。

  

   二、重估教会大学

  

   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举办了一次国际会议,以探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作为南京大学(其校史可以追溯至美国传教士创办的金陵大学)的毕业生,章先生对基督教大学的优质教育表示赞赏,并呼吁学者摆脱批判帝国主义的学术框架,而将教会大学当作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举开风气之先,使得学术界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温和姿态来重思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学术范式的转移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下获得了新的意义。中国政府推行“985工程”“211工程”的战略布局旨在提高中国优秀大学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并成为面向21世纪的“世界一流大学”。此后,中国大学开始国际化转型,将自身定位为促进文化交流和世界主义的教育机构。新千年伊始,教育全球化加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不断涌现的“中外合作办学”。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机构以宣传和教育的目的开始重新“发掘”自身与教会大学的诸种历史联系。于是,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出现了: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屡遭批判和贬损的基督教大学纷纷改头换面,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和榜样。

  

   上海纽约大学于2012年建校之际,其中方合作伙伴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建校)便将其校史追溯至19世纪末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此前,华师大的校史将其建校追溯至光华大学的创办。2014年创办的燕京学堂更是公开宣传自身与燕京大学的历史渊源。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从局促狭窄的城区校区中搬迁出来,“接管”了宽敞且风景宜人的燕大校园,并将自身视为燕大的合法继承人。显而易见,这两所大学在大力宣扬各自校史源远流长之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教会大学在毛泽东时代经历的政治批判。

  

   三、上海纽约大学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

  

   在推行具有顶级研究水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孜孜不倦地发掘中国大学的潜在影响,以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在2014年春季,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呼吁中国的顶尖高校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鉴于中国在迈向世界一流的进程中的各种衡量标准依然不免依托于英美研究机构制定的各项(具有偏向性的)学术指标,“中国特色”的具体内涵仍然有待进一步构建。

  

   中国大学通过多管齐下的策略来应对这一模棱两可的挑战。一方面,许多大学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开始设立以招收外国学生为主的中英双语“中国学”课程。在顺应改革大潮而诞生的一批新式项目中,上海纽约大学和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吸引了中外媒体和学界的特别关注。在美国学者曹雅学看来,上海纽约大学的“全球中国研究”专业具有一定的国家战略意图,主要目的是吸引国际学生,将“‘中国文化'塑造成能与西方普世价值相抗衡的全新价值体系,”最终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便是在这种方针政策下应运而生。令人惊异的是,虽然曹雅学认为上海纽约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与燕京学堂极为相似,中国公众对于两个项目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的普遍预测是上海纽约大学很可能会遭至更大的反对。归根结底,这所新大学无疑是对美式教育的全盘移植。尽管上纽大在法律意义上是与华东师大合作办学的成果,但是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另一方面来说,上纽大追溯其校史至圣约翰大学的叙事很容易勾起中国大众关于教育主权旁落外国势力的惨痛历史回忆,因为圣约翰大学的国旗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官方叙事批判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相比之下,燕京大学似乎并未背负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民国时期,燕大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友善态度可以体现在其积极响应政府的立案号召以及对学生反帝运动的宽容上。几经波折之后,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在2008年从美国华盛顿迁葬至他的出生地杭州,安放于半山安贤园中。尽管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使得这位燕大前校长曾在中国臭名昭著,近年来越来越多媒体和学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教育家司徒雷登。在复杂的历史记忆面前,燕京学堂引发的批判与质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相对于深陷舆论风波的北大,2012年上纽大的成立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教育全球化的里程碑事件。华师大党委书记张济顺把上纽大的教育实验植入宽广的教育史谱系中:如果圣约翰大学在1952年的终结意味着美式教育的覆灭,那么上纽大的创办则意味着“美国梦”式的全球化教育理念的重启。上纽大首任校长、华师大前校长俞立中则盛赞上纽大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上海市领导——尤其是浦东的政府官员——将纽大落户浦东看作引进新式教育理念的机遇。显而易见,政府不仅看重美式博雅教育,更将重点放在发展从企业管理到文化产业等一系列职业教育上。公众对上纽大的热情则体现在踊跃报名上。《人民日报》也发文报道这所“洋大学”给上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毫无疑问,政府的积极支持使得上纽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法律豁免权(extraterritoriality)——上纽大并不需要严格遵守用于限制中国大学的教育法规。

  

   对于上纽大的批判几乎全部来自海外,特别是担心学术自由可能遭到限制的学者群体。最初的异议大多来自于纽约大学本部的教员,而他们的意见与杜克大学和耶鲁大学教职工对于昆山杜克大学和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的抗议如出一辙。学术界的疑虑在公共领域也获得了一定反响:2014年美国众议院就美国大学在中国的活动是否有损学术自由一案召开了听证会。上海纽约大学的美方副校长莱曼在会上承诺上纽大将严格遵循中部各州学院及学会(Middle States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制定的有关课程、教学和管理的各项法规。

  

   迄今为止,上海纽约大学的中西合作模式发挥着示范探索的作用。《南都周刊》的报道指出,这所“校中校”随处可见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微信在外国学生中很流行,而中国学生也可以看脸书、上推特,互联网在这里畅通,没有防火墙,不过也仅限于这栋楼”。当然,这种法律豁免权能够保持多久则是一个未知数。近来,中组部出台了一项关于加强管理外资大学的试行条例。这项新法规要求中国境内的所有外国大学的决策部门设立党组织。对此,副校长莱曼仍然认为新的规定并不会危及上纽大的学术自由:“从一开始,我们就确信上海纽约大学将在学术上自由运作。这个承诺在过去四年一直非常有效……学术自由是我们身份认同的基础。我们目前并未收到、也并不希望收到任何可能改变这一现状的指令”。与此同时,昆山杜克大学的执行副校长西蒙对这项规定的回应显得更加谨慎:“昆山杜克大学仍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因此预测该条例的最终影响可能为时过早。”

  

   上纽大副校长的信心反映了上海市政府给予学校的非同寻常的支持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怀旧热潮将这个城市民国时代的殖民地往昔重新想象为通向世界主义都市的历史之梦。这可以解释为何这座城市愿意赋予上纽大“治外法权”而忽略这种特权和帝国主义侵略相互交织的复杂历史。 尽管圣约翰大学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缩影,这所学校在上海人眼中从未失去“东方哈佛”的名校光泽。圣约翰所培育的一代代杰出校友——他们的身影活跃于外交、文坛、学界、法律界、医学界和建筑界——也很可能会给上纽大提供积极的支持。圣约翰的成功意味着美式博雅教育的引入能够使上海获得与其国际都市地位相匹配的世界级人才。

  

如果说华师大和上纽大成功地避免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和治外法权的指控,北大燕京学堂则未能幸免于难。正如上纽大一样,北大官方的说辞将燕京学堂的创办阐释为世界主义精英教育的重要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裴宜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国教会大学   文化帝国主义   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020.html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2020年02期

3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