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少博:论朱熹的“气禀”与人的道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 次 更新时间:2020-07-07 09: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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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少博  

   作者简介: 史少博,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朱熹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也认为“气禀”决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异性,认为“人之初”人的秉性之差异,就是因为所禀之“气”的昏、明、厚、薄之别而造成。朱熹认为“人之初”所禀的“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也有密切关系,论证了“人之初”道德具有先验性。朱熹认为“气禀”浊偏成为恶之根源,主要是因为昏浊之气造成对本性的隔蔽,从而影响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我们反对“命定论”、反对“宿命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存在着个性的不同、天生秉性的差异,我们汲取朱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秉性特点,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的方式,力图取得更好的、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朱熹“人之初”“道德”差异性决定了道德教育的方式的因人而异,从而启迪我们针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

   关键词:朱熹,气禀,道德

   基金: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日本近代公德流变探究”(项目编号:19XZX007)的阶段性成果。

   发表于《社科纵横》2020年05期

  

   南宋著名哲学家朱熹(1130-1200),在(《朱子语类》中这样描述“道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统举理而言。德者,己之所独得,如能忠,能孝,则是就做处言也。依仁,则又所行处每事不违於仁。”[1]朱熹认为“道者,人之所共由”,“只是统举理而言”,这里的“理”即朱熹理论中至高无上的“本体”,也蕴含“规则”、“规范”、“普遍的法则”之意。“德者,己之所独得”,“德”得也,是得之于心的内在品质。“道”即“当为之理”,“德”即“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也就是说,“道”是应该遵循的规则、法则,“德”是按照应当遵守的规范,而发自内心地去践行。朱熹认为“气禀”决定“人之初”的先天“道德”差异性,认为“人之初”所禀“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有密切关系。下面具体分析。

  

   一、朱熹 “气禀”与“人之初”的“道德”差异性

  

   “气禀”也称为“禀气”, 王充《论衡?命义》中认为“人禀气而生”,韩非、王充认为人的命运是“气禀”所决定,认为人的出生,其一,在母亲受胎时“禀”了父母之“气”,其二,人出生的时候又“禀”了自然“五行”之气。朱熹认为人与物“气禀”不同,人与人“气禀”也不同。

   朱熹认为“人之初”潜在的道德秉性与“气禀”有关。朱熹认为人之“气禀”多种多样,各有不同,“气禀”有“清”“浊”“昏”“明”之差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曰“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

   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於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万

   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如气禀偏於刚,则一向刚暴;偏於柔,则一向柔弱之类。人一向推托道气禀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气禀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 [2]朱熹认为禀的“清”“明”之“气”,“人之初”即生下来便是“善”的;而禀得“浊”“昏”之“气”,“人之初”即生下来就是便是“恶”的,人之所以有善人也有不善之人,只是因为所禀之“气”的清浊不同,正如朱熹所言:“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3]朱熹再三强调人出生的时候就存在秉性的差异、人品的不同,都是与出生前禀得父母之“气”、“禀”出生时刻自然之“气”有关,“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气有昏明厚薄之异。”[4]人的品质差异,就是因为禀气的昏、明、厚、薄之别所造成。朱熹反复强调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存在天生的人品之差异,例如有的人天生就温和、憨厚,有的人天生就恶性多一些,为奸诈、为“不肖”。由于每个人的“禀气”不同,而决定了每个人先天性的道德品质之差异。

   朱熹曾作《论语集注》,而《论语》中就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可见《论语》把人分为四等,朱熹依据《论语》,根据“人之初”禀气的不同,也把人分作四等。朱熹指出:“其所以有是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可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者,则虽未免乎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矣;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塞不通,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5]朱熹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圣人”,第二等级是“大贤人”,第三等级是“众人”,第四等级是“下民”。朱熹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依据,就是这四个等级的人,“人之初”所禀之“气”不同。第一等级的“圣人”禀得之“气”清明、纯粹无杂质、生而知之;第二等级之“大贤人”,“人之初”禀得之“气”虽然清明但多少带有“渣滓”,可以学而知之通其障碍;第三等级之“众人”,禀得之“气”少清明而多昏浊,但能困而学之,力图通其“窒塞”;第四等级之“下民”,禀得之“气”“昏浊偏驳又甚”,而又不知道学习、也不“求其通也”。朱熹反复地从不同角度论证“人之初”禀得之“气”不同,而决定了人的等级不同、秉性不同,表明人的差异性,也反复论证了“人之初”禀得“气”不同而造成的人的道德先在性的不同。正如陈来先生分析:“朱熹认为气禀是造成人的恶的品质根据,‘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语录》卷四,金去伪录)。至于气禀对人之品质的影响的具体方式,朱熹有不同的说法。……朱熹更多地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气禀之成为恶之根源主要是起于昏浊造成对本性的隔蔽,从而影响了人的善的本质在某些方面的表现。”[6]

  

   二、朱熹“人之初”所禀“五行”之“气”与人的“仁”“义”“礼”“智”“信”

  

   我国古代就有“五行”说,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易经》、《易传》没有“五行”之词汇,综观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与道家著作也没见“五行”之词汇,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周易》中只见“阴阳”没见“五行”,道家早期著作里也见“阴阳”,不见“五行”。而真正把“五行”纳入“阴阳”气论的思想体系,直到战国中后期的阴阳五行家才完成。战国末期邹衍是历史上著名的阴阳五行说的代表,其思想被后来的董仲舒继承和发展。宋代理学家朱熹发展了董仲舒的思想,把金、木、水、火、土“五行”配仁、义、理、智、信“五常”,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曰:“在天只是阴阳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刚柔五常之德。……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7]朱熹认为在天的“阴阳五行”,在人显现的是“五常”,在朱熹这里“五常”就是指仁、义、理、智、信,并且在其理论中以“木”对应“仁”、以“金”对应“义”、以“火”对应“礼”、以“水”对应“智”、以“土”对应“信”。朱熹论证 “健是禀得那阳之气,顺是禀得那阴之气,五常是禀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禀得健顺五常之性。且如狗子,会咬人底,便是禀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禀得那顺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禀得刚底;软底弱底,是禀得那顺底。……人心禀受之初,又必皆有以得乎阴阳五行之气。”[8]也就是说,人心禀受最初的时候,都是禀得了“阴阳五行”之气。并且“人之初”禀得“阴阳五行之气”各有不同,如果人在出生的时候,禀得“木气”多的人,天生的秉性就会“羞恶、辞逊”;如果人在出生的时候,禀得“金气”多的人,天生的秉性就会“,义较多”。 正如朱熹分析“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性有偏者。如得木气多者,仁较多;金气多者,义较多。……有人禀得气厚者,则福厚;气薄者,则福薄。禀得气之华美者,则富盛;衰飒者,则卑贱;气长者,则寿;气短者,则夭折……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禀得盛者,其中有许多物事,其来无穷。亦无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贵而为栋梁,或贱而为厕料,皆其生时所禀气数如此定了。”[9]关于人的富贵、贫贱、寿夭,都是禀气决定的,人的仁义礼智信的先天道德性,在朱熹的理论中当然也是禀得“五行”之“气”决定了的。根据“人之初”禀得金、木、水、火、土之“气”的多寡之别,人的脾气、秉性也就有了差异。正如朱熹分析:“若仁义礼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贵贱死生寿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一本作:衰落孤单者,便为贫为贱为夭。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一个人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气禀处便有不齐。看其禀得来如何。禀得厚,道理也备。尝谓命,譬如朝廷诰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职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职事,县令便有县令职事。职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许多道理,便是付人许多职事。”[10]认为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像人的死生富贵之命一样都是“天所命”,并且认为“木”气禀赋于人为“仁”,遵循“爱”之“理”,“其发为恻隐”;“金”气禀赋于人为“义”,遵循“敬”之“理”,“其发为羞恶”;“火”气禀赋于人为“礼”,遵循“敬”之“理”,“其发为恭敬”;“水”气禀赋于人为“智”,遵循“别”之“理”,“其发为是非”;“土”气禀赋于人为“信”,遵循“实”之“理”,“其发为忠信”。朱熹认为 人禀赋“义”、“礼”、“智”、“信”之“性”之多少是与生俱来的,其发而不同。

朱熹认为“人之初”所禀“五行”之“气” ,决定了“人之初”所具有的“义”、“礼”、“智”、“信”之多少的偏重,从而朱熹证明“五常”是超验的、超阶级的存在,其理论从而归向了他的“理”本论。朱熹认为人禀得“五行”之“气”而生,则“仁、礼、智、信”的“五常”,都是“理”之流行形态,都是“理”的显现。既然朱熹认为这是本体之“理”,那么它“自然”“应当如此”,也就是说行为准则的必然性被客观事物的必然性决定了。在道德方面,自古以来,我国的古代哲学家就对先天性的“善”“恶”进行过不同的论述,例如像孔孟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等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还有的认为“人之初”性“无善无恶”,人的“善”与“恶”都是后天引导、修养的不同造成的;也有的认为“人之初”性本来既存在“善”也存有“恶”,只是有些人天生就“善”性多一些,有的人天生就“恶”性多一些。朱熹则认为人天生就有道德根性之差异,他说:“只说个仁义理智是性,世间却有生出来便无状底,是如何?只是气禀如此,若不论那气,这道理遍布周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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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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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科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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