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 王熙靓:文学他国化与“变文格义”:隋唐佛学中的变异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 次 更新时间:2020-07-06 16: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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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   王熙靓  

   摘要:变异学的重要创新理论之一,是文学他国化研究。"变文"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出现的一种说唱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印度文明互鉴与交流的成功实践,是异质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碰撞,并最终在文学观念上融合创新的产物,是变异学的重要案例。"格义"是产生于中国佛教史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汉魏两晋时期一些佛教学者用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去比附印度佛教概念的方法。本文拟通过分析"变文"与"格义"中蕴藏的变异思想,以论证隋唐佛学中的"他国化"变异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从而论证"他国化"不仅能解决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能促进文明互鉴、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文化创新。

   关键词:变文; 格义; 变异学; 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熙靓,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研究生。

  

   变异学的重要创新理论之一,是文学他国化研究。文学的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称为文学的他国化。文学他国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接受国被同化,亦即本国文学被他国文学所“化”,如五四时期,在中国新文学发动者的倡导下,中国诗歌完全用外国的诗歌形式,形成“新诗”,中国诗歌被西方诗歌所化,这可以称为外国文学化中国,也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的西方化。另一种是接受者化他国,即传播国的文学被传播到本国之后,本国文学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阐释、误读和改造,其中有利于本国文学发展的因素最终会被改造后吸收,从而使得传播国文学在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根本性改变,最终完成了文学的他国化过程。这个可以称为外国文学中国化。判断变异是否他国化,其标准在于话语规则是否发生改变。话语规则是指在特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心理下所形成的思辨、阐述和表达等方面的基本规则; 它直接作用于理论的运思方式、意义生成和语言的表达,并集中鲜明地体现在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话语规则和言说方式上。文学他国化的进程并不是易如反掌的,它往往是不同文化、文明对抗、文明互鉴、文明对话最终融合的复杂过程。

   文学的他国化并不是说在任何文学之间都能实现,它实际上是立足于接受国文学的文学传统及其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规则来对传播国的文学进行的本土化根本改造。文学他国化必须以接受国文学的文化规则、话语方式亦即思维和言说方式为基础。传播国文学只有在接受国的文化基础上被他国化才能真正被接受国所“化”,文学的他国化才能真正实现。文学他国化必须立足于接受国的原因还在于,文学被他国化以后必然会参与到接受国文化、文明的更新与再创造中。按照文化的运作规律,如果没有异质文明的互鉴、刺激和滋养,很可能这种文化、文明到一定时期会走向萎缩和衰亡。本文提出的“他国化”正是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互鉴与交流的重要推力: 一方面,“他国化”能促进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 另一方面,“他国化”更能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因此,“他国化”不仅能促进不同文明、文化的互鉴交流规律的认识,而且能对我们当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国门”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启示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他国化”这一理论的重点掌握和合理运用势在必行。例如:佛教在引入中国的时候,为了弱化或者消除语言及文化所引发的传播障碍,佛教一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佛经的翻译,经过艰难的“格义”,从此开始了中国化道路。然而,佛教的中国化最关键的问题和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将注重语言的印度文化规则转换成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中国文化规则。正是以中国话语规则为主,对佛教进行转换,才真正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变文作为沟通中国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重要桥梁,自敦煌遗书被发现以来,一直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关于“变”字的解释以及变文文体的来源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本文将首先对变文的理论内涵做一个梳理。其次,笔者认为变文在阐释佛经时,其内容和形式都出现了变异,变文的变异有它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作为一种外来文学和中国文化融合重建的产物,对于当今转向探寻文明互鉴,研究异质性的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格义作为中国古代跨文化交流的方法,又有广义格义和狭义格义之分。作为一种翻译策略的狭义格义,其中存在着如漏译和误译等丰富的创造性叛逆和变异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纯语言学层面的,也是两套迥异的文明话语潜在对话的方法。广义格义,在经过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之后,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异即文学他国化,隋唐时期的禅宗是其典型例证。不论是译介变异还是文学他国化,格义作为中国古代异质文化间交流阐释的方法,对于变异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变文格义”的理论内涵

   (一) 变文的理论内涵

   敦煌遗书自 1900 年被发现以来,为研究中古时期的中国、中亚的社会历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思想等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原始文献资料。郑振铎先生认为“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变文作为沟通唐代前后说唱文学的桥梁,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因而成为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本节在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对变文的理论内涵做了一个大致梳理。

   最早将变文这个文体发表出来的是罗振玉先生,他根据自己所藏的首尾残缺的文献资料,将其命名为“佛曲”。敦煌变文的名称最初是由郑振铎先生于 1929 年在《小说月报》的《敦煌的俗文学》一文中定义的:“敦煌钞本的最大珍宝乃是两种诗歌与散文联缀成文的体制所谓‘文’与‘俗文’者是。”而后,变文的名称才逐渐被大家采用。然而“变”字究竟该如何解释以及变文文体的来源却始终存在着争议。

   对于“变”字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类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以郑振铎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变”意味着“改变”。“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 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衍佛经之故事了。(或简称‘变’) 。”这是关于“变文”最早的定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具有较大影响力。其次,认为“变”即为神变的意思。孙楷第先生在《读变文杂识》中引用了从六朝到宋代文献中出现的众多“变”字,并从汉语语义的角度研究分析认为“变”是“非常、变怪、怪变”的意思。在《读变文·变文之解》一文中,孙楷第先生认为变文的变应该解释成神通变化之变。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佛诸菩萨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孙楷第先生的这个解释得到刘若愚、游国恩等学者的赞同。再次,以周一良先生和关德栋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变”是梵语的音译。周一良先生曾言: “我疑心‘变’字的原语,也许就是 Citra。”关德栋先生则认为变文之变是 mandala 的略语,变相也就是曼荼罗。然而这种外来说的说法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向达先生在《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中就从音韵和意义两个层面对音译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最后罗宗涛先生和向达先生则认为“变”字源于六朝时期的音乐和诗歌术语。如向达先生在《唐代俗讲考》中认为:“欲溯变文之渊源,私意以为当于南朝清商旧乐中求之。”然而梅维恒先生则指出:“向氏引用来支持其观点的诗歌和民谣都在一种音乐的意义上使用了‘变’这个字(如收入《乐府诗集》的‘子夜变’和‘欢闻变’等) 。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都与任何已知的变文作品没有任何相似性。”

   在“变”字阐释的基础上,学界在研究变文文体来源时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本土说”和“外来说”。坚持“本土说”的学者有上文已述的罗宗涛先生和向达先生,认为变文来源于六朝时期的音乐和诗歌术语。王庆菽先生则认为: “因为中国文体原来已有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也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用散文和韵文来叙事都具有很稳固的基础。而且诗歌和音乐在中国文学传统上就不怎样分开的。”他将变文的文体溯源回了中国固有的文学体式中。冯宇先生则更进一步将变文文体的渊源锁定在了赋,他认为: “我国远在战国和汉代的文学中,就有过散韵夹杂的文学作品——赋。那时人们就能将韵文和散文结合着写物、叙事与抒情。并且有的赋又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如宋玉的《神女赋》。这便是唐代变文产生的最早根源。”此外还有牛龙菲,饶宗颐等学者也都是从“本体说”的角度探讨变文的来源。坚持“外来说”的学者有上述的关德栋先生和周一良先生,二者皆认为“变”是梵语的音译。除这两位学者外,还有学者是从变文文体的角度来分析论证的。如首先对变文作出定义的郑振铎先生就曾言:“‘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他认为虽然中国古代的散文里偶尔也会夹杂韵文,但那只是“引诗以明志”,并非像变文的文体是真正散韵交叠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是变文的来源。胡适先生与郑振铎先生观点相似,他认为: “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 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韵文是有节奏之文,不必一定有韵脚) 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

   在“本土说”和“外来说”之外,还有一种“文化交流说”,即认为变文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印度佛教文学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文体,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接受了汉译佛经的影响。梅维恒先生认为: “‘变文’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交流的象征: 它不是单纯印度的或中国的,而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综合的产物。”陆永峰先生在《敦煌变文研究》一书中也认为: “变文的产生、发展离不开佛教,它乃以佛经神变故事为内容,与佛教的宣传活动,特别是俗讲,联系紧密,佛教在中土的流布是变文产生的原动力。变文的产生也不可脱离中土固有文化、文学传统的影响,它在题材、体制、观念等方面,都可见中土文化的因子。变文在其一身之中,汲取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营养,为文化交流的果实。”

   “本土说”和“外来说”都只着眼在变文的一个方面,“本土说”看见了变文散韵结合形式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却忽略了变文与佛教的密切联系,显然是不恰当的。“外来说”虽然见到了变文体式中与印度佛教的关联,但却忽略了变文蕴藏的中土文化因素。而变文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土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吸纳了中土文化,在自身原有的基础上产生了变异。因而笔者认为“文化交流说”当是较为中肯的见解。

   (二) 格义的理论内涵

   “格义”是产生于中国佛教史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汉魏两晋时期一些佛教学者用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去比附印度佛教概念的方法。现代学者对于格义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格义作为中国古代跨文化交流的方法,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本节将对格义的理论内涵做一个梳理。

   格义作为概念最先出现在梁代慧皎的《高僧传》中:“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支属”;“外书”指的是佛教外的中国传统书籍; “拟配”即对比解释。所以格义在这里指的是佛教学者为了使人更易于理解佛教的思想,于是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儒家、道家、玄学等去配比解释佛教中的术语、名相。

最早对“格义”进行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支慜度学说》中对格义有详细的解释。陈寅恪先生引用了上述《高僧传》中的话,但是他认为“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并不是只局限在名词概念的“拟配”上。“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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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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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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