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努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0-07-05 16:43:11

进入专题: 调整时期   农业六十条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1972年   周恩来整顿  

郑谦  

   摘    要:

   《农业六十条》是20世纪60年代调整时期的产物,对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它也一度受到严重的冲击,但党内外一直存在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努力。这种努力在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成为周恩来1972年整顿的前奏。这一时期坚持《农业六十条》的斗争,是当时各个领域反对极左思潮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调整时期; 《农业六十条》;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1972年; 周恩来整顿;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调整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比较深入地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经验教训,制定了诸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重要条例,适应了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调整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带有一些改革色彩的纠“左”措施与当时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并不相符。1963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一些调整措施在实践中遇到的阻力不断增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几乎所有调整政策、措施都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批判。但是,随着“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不断增加,对它的抵制也在不断发展。其中,调整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农业六十条》的命运就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一、1969年后建设高潮客观上要求调整政策

  

   毛泽东希望并相信,在革命高潮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正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必然会出现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这是“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体现和结果。1969年党的九大后,毛泽东认为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全党全国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巩固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掀起一个生产建设的高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69年8月,首都钢铁公司向武汉、重庆、包头等钢铁公司发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得到各行各业的积极响应,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这被《人民日报》宣传为“大跃进的先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信号”。1970年1月1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说:“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与此同时,各省、市、区召开的计划会议和各部门的专业会议,纷纷提出各自生产短期内“翻番”、大幅“跃进”的口号。由于对“抓革命、促生产”的迷信,由于人们在大乱之后要求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和严峻的战备形势的需要,并且在更深层次上由于计划经济固有的“投资饥渴症”,新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新冒进开始了。这是经济上“左”的痼疾的再现,是在“左”的大背景之下,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结果。

   然而,既然要“促生产”,要掀起生产的高潮,就不能不正视经济建设的规律,不能不对运动初期那些极端宣传进行一些调整。自1970年始,报刊上的宣传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但不能用革命代替生产,下功夫抓生产,不一定是单纯业务观点,‘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是错误的”1;“要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则,把它同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区分开来”,“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的利益,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和政策的前提下,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2;当前有人借口批判“生产第一”,反对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批判“利润挂帅”,反对企业经济核算;借口批判“管、卡、压、罚”,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借口批判“奴隶主义”,反对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纪律,这些都是错误的;3等等。这些言论都与1967年、1968年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狂热、蛮横批判形成鲜明对比。总之,与前三年相比,1970年的变化是明显的。

   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制定计划、批判极左思潮并进行生产动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例如:全国食糖及糖料生产会议(1969年11月),全国棉花生产会议(1970年1月),全国计划会议(1970年3月),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1970年5—6月),全国电力工业增产节约会议(1970年5—6月),北京等五省、市手工业政策座谈会(1970年6月),全国水泥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现场会(1970年6月),全国日用工业品会议(1970年7月),全国轻工业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1970年7—8月),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1970年7—8月),全国商业工作座谈会(1970年7—8月),全国对外贸易计划会议(1970年8—10月),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1970年8—10月),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1970年8—10月),国家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1970年10—11月),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1970年12月—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0年12月—1971年2月),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1971年3月),全国交通工作会议(1971年4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和援外工作会议(1971年4月),全国林业工作会议(1971年8月),等等。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各种专业会议数量之多、频率之密集,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少见。这些会议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肆虐横行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落实、恢复调整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发展生产,提出了近期或中期生产、工作的规划,扭转了一些行业生产连续下滑的局面。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在周恩来的关怀和领导之下,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这次会议对于遏止运动前期在农业领域里泛滥的“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维护和坚持《农业六十条》等调整时期的重要成果,落实党的农业政策,打破农业生产一度下降、停滞的被动局面,发展农业特别是农村“五小”工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与当年国务院各部委召开的一系列专业会议,实际上揭开了1972年周恩来整顿的序幕。

  

   二、《农业六十条》:否定还是坚持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农业受到严重破坏。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农业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大多也只是略高于1957年的水平。北方地区农业落后、南粮北调的局面,较1957年反而有所发展。1966年是“三五”计划的第一年,为加强对农业的领导,推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农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决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稳产高产、改变南粮北调局面的主攻方向。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北方八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小组。但时隔两个月,“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

   经过1967年和1968年的大动荡,进入1969年,我国的农业发展已出现不利局面。1967年至1969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棉花总产量、生猪饲养量和水产品总量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和停滞。据统计,全国农业总产值1967年至1969年三年平均为642.5亿元,较1966年的640.9亿元基本上没有增长。其中,1967年为651.3亿元,仅比1966年增长1.6%;1968年下降为634.5亿元,1969年为641.8亿元。全国粮食总产量1967年为21782万吨,比1966年略有增产;1968年减少为20906万吨,比1966年下降2.3%;1969年略有上升,达到21097万吨,但低于1966年21400万吨的水平。4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在北方地区尤甚。据1970年统计,1957年北方地区14个省、市、区中,调出粮食的有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和安徽淮北地区5个单位,调入的单位9个,调出调入相抵,北方地区净调入60多亿斤。“大跃进”后,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连续下滑。60年代上半期虽略有恢复,但仍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至1965年,调出粮食的只有宁夏和安徽淮北地区两个单位,调入的单位却增至10个,另有2个自给。出入相抵,共调入近103亿斤。至1969年,调出粮食的只有安徽的淮北地区,调入的单位10个,基本自给的3个。出入相抵,共调入近70亿斤,高于1957年调入水平。

   运动对农业的冲击和破坏,除了无政府主义使农村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大批各级农业领导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由于受冲击无法实施领导外,更为严重的,是“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对调整时期制定的、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批判和否定。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包产到户”等措施受到严厉批判。1965年11月,作为运动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已经明确无误地把矛头指向20世纪6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与农业调整的深层关联。运动爆发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布置下,特别是1967年展开的对刘少奇的系统批判中,支持“包产到户”被说成是他的主要“罪状”之一,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三自一包”等进行讨伐的文章数量众多。尽管如此,这些蛮横的批判还未敢把矛头全面、直接地指向《农业六十条》等调整时期确立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农村基本政策。对《农业六十条》的否定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另一种途径———对当时大寨“左”的经验的狂热宣传和广泛推广来实现的。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中大寨经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有两项,一是改变基本核算单位,二是把劳动定额制改为大寨记分法。1967年上半年,昔阳县开始普遍推广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并把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到大队核算,作为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1968年年底,昔阳县宣布全县实现了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5昔阳县革委会的理由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已暴露出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则不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只能修修补补维持简单再生产;二则不能像大寨那样实行土地连片、因地种植,挖掘土地潜力;三则妨碍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四则不能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6大寨大队这种做法在全国宣传和推广后,部分地区刮起一股扩社并队的“穷过渡”风。据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后,仍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仅为大队总数的5%,至1970年上升到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四分之一的社队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7

   大寨经验的另一主要内容,是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记分法。1967年8月,大寨负责人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宣扬他们顶住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巨大压力,坚持大寨记分法。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在大寨大队召开两次“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大寨记分法。现场会纪要中称: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定额包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指出了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和道路,是适合中国农村的好办法。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方法问题,而是防止无产阶级江山变颜色的根本问题。各地要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积极热情地、有计划地推行大寨管理经验。8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在一篇宣传大寨经验的文章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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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党史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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